有朝一日，絕對要了解這場戰爭的來龍去脈：《鳥歌─關於愛與救贖的故事》選摘（1）

閣樓有個快解體的紙箱，裡面有六百七十三頁的打字稿，是我從一九九二年六月十日開始寫、並於一九九三年一月九日清晨完稿的《鳥歌》。紙箱裡還有一小罐果醬瓶，標籤上印著「黑醋栗傳統果醬」，我在上頭寫下「低塹路的泥土，索姆省（Somme）博蒙阿梅勒市（Beaumont-Hamel）」。

果醬罐下方是一本硬皮藍色活頁筆記本，約A4大小，裡面是胡亂塗鴉的筆記，應該是我看了一本名叫《最後的七月》（The Last of July，暫譯）的書之後的心得。其中一頁寫了一些小角色的名字，包括「連長伍德維斯」。我後來把這個名字劃掉，改寫「格雷」，我之後的作品也與這位角色的女兒有關。最後是一張圖表──記錄了困住史蒂芬與傑克的地道系統，我不僅記下了時間順序，最後還註記「修改〈第一部〉中傅門葉女兒們的年齡」。

回想起來，我還頗為驚訝。這本外界看似雄心勃勃的長篇小說，實際上我本人的事前準備竟然如此不充分；但也許在很久之前，我心底早已勾勒出故事情節了。動筆寫《鳥歌》時，我已經三十九歲了，但早在我還是十二歲的小男孩時，腦海中就不斷浮現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畫面：那一年，還記得是十一月十一日的朝會那天，我被要求朗誦在兩次世界大戰中壯烈犧牲的學長名單。我的學校很小，但那份名單卻如此漫長，讓我第二天甚至因為喉嚨痛請假。我想，這就是預兆了吧，因為那段過往是如此令人錐心、令人難以啟齒。當歷史老師講完穀物法與斯圖亞特王朝，準備進入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環節時，他只是哀傷地搖搖頭，好似呼吸困難地想迅速結束這個主題。我納悶他是否曾在戰爭失去了兄弟，但總之，想來一切都有跡可循，那時我心底便下了個小小的決定：有朝一日，我絕對要了解這場戰爭的來龍去脈。

在我一九八九年撰寫《金獅酒店的女孩》（The Girl at the Lion d’Or，暫譯）時，曾經針對三〇年代的法國史做了一些研究；本書主角是一位懷著童年創傷的二十多歲女服務生，簡單回推就不難猜測到，她的傷痛應與第一次世界大戰有關。

起初，我不太想將她設計為背負著戰爭創傷的角色，因為那場大戰就像潘朵拉的盒子，我甚至還沒準備好要打開；然而最終我決定還是要認真面對，於是找了蓋伊．佩德隆西尼（Guy Pedroncini）的作品《一九一七年法軍譁變》（Les Mutineries de 1917，暫譯）參考。接著我又循線到南特市（Nantes）一所大學的圖書館（當時沒有網路，且期間我進行了多次長程旅行），後來我又讀了阿利斯泰爾．霍恩（Alistair Horne）的《榮耀的代價》（The Price ofGlory，暫譯），其中詳實記錄了凡爾登戰役［及羅伯特．派克頓（RobertPaxton）的《維琪法國》（Vichy France，暫譯）］，讓我對二十世紀法國的認知完全改觀。 （相關報導： 貿易戰的歷史已有百年之久！一次世界大戰時，英法如何對德國實施制裁？ ｜ 更多文章 ）

一九八八年，我是倫敦《獨立報》（Independent）的文學編輯，為紀念終戰七十周年，市面上的相關新書如雨後春筍般冒出來，其中最吸引我的是一本關於地道系統的紀錄。我從未想過在無人地帶、在那根本無法挺身站直的低矮暗黑地道中，竟然還有另一場戰役要打：那是地獄中的地獄。書中也有一小段故事，描寫一位怕鳥的軍官帶著金絲雀回到地面、逃出地底。在許多第一手資料的佐證下，我明白了在戰爭趨緩時期，人們為何將鳥鳴聲視為活下去的希望。金絲雀的故事文字平凡簡單，卻充滿了深刻的象徵意義。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報社派我隨一群退伍老兵前往西線，同行的還有歷史學家林恩．麥克唐納（Lyn Macdonald）。我與曾於一九一五年在新沙佩勒市（Neuve-Chapelle）與奧伯斯山打過仗的老兵站在泥濘中；其中一位牽著我的手，回憶他撿拾好友屍塊的往事，「每一塊都比羊排還小。」他將屍塊裝進沙袋、草草埋在了路旁，便繼續行軍前進了。十六年前的那個冬日清晨，戰爭對我而言不再是「歷史」，而是活生生的真實事件，那是當下；那是眼前這位握著我手的溫暖老人；那是血，那是肉；而雖然我不明白為什麼，但了解歷史對我來說至關重要。

那天下午，當我與那位老兵在奇特絕美的烈士墓園漫步時，對方忽然被嚇了一跳，原來那位他原以為再也不復見、血肉模糊的戰友，竟然被人遷葬到這裡了，而那人的名字就刻在我們面前的潔白墓碑上。「天啊，原來在這兒呢，」他深深吸了一口氣，這是七十年後，他第一次與好友面對面。「天啊，原來在這兒呢。」接下來三年，我讀了很多與大戰相關的作品，但只能斷斷續續地研究，因為我還在寫另一本書。多數的戰爭小說都很令人失望，而那幾部有名的回憶錄都是以軍中長官的視角撰寫的，筆調戲謔，讓人感到與這場戰爭很有距離。

而劍橋歷史學家丹尼斯．溫特（Denis Winter）寫的《死亡的部屬》（Death’s Men，暫譯），讓我想起還能參閱豐富的歷史檔案，促使我再次走進帝國戰爭博物館（Imperial War Museum），並在那裡度過許多美好時光。不過，當時的我卻陷入相當大的矛盾。一方面，我感覺大眾對世界大戰的理解相當有限；即使受過教育的人們，似乎也不太清楚當年的戰況。而另一方面，則是因為老兵對於戰爭往事總是閉口不言。畢竟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如此血腥殘暴的殺戮場面，這又該讓人們如何開口細述？然而，大戰結束不過二十年，全世界便迎來了第二波風暴。

一方面，大眾只記得烈士家屬獲得的哀悼與表彰，卻遺忘了大屠殺帶來的教訓。另一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戰也催生出幾部偉大的文學作品［歐文（Wilfred Owen）、雷恩（Ludwig Renn）、巴比賽（Henri Barbusse）、雷馬克（Erich Maria Remarque）等等］，熟悉這些作品的人們也不在少數。

我銘記在心的是作家詹姆士．芬頓（James Fenton）給年輕詩人的建議：在你的詩中放進一些人們不知道的事。假使我能在戰爭的描寫中增添一些新事物，或許有興趣的人們就會願意駐足聆聽，如此說來，士兵在地道中的經歷就能派上用場。但我仍須回答一個讀者必定會問的問題：我為何如此在意這場戰爭？這遙遠的恐怖歷史，對我的現代人生又有什麼意義？我決定讓書中的時代象徵人物之一──伊莉莎白——回答這個問題。 （相關報導： 貿易戰的歷史已有百年之久！一次世界大戰時，英法如何對德國實施制裁？ ｜ 更多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