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urope’s Era of Self-Destruction
人民的戰爭將比國王的戰爭更可怕。――溫斯頓．邱吉爾，一九○一年
歐洲的二十世紀是戰爭的世紀。這個世紀的主要特點就是兩次世界大戰，繼以長達四十多年、直接由二次大戰造成的「冷戰」。那是一段劇烈動盪、悲慘痛苦、極為引人注目的時期，是一段大動盪與大變遷的歷史。二十世紀的歐洲去地獄走了一遭。一八一五年拿破崙戰爭結束後，有將近一百年的時間，歐洲雄踞文明的顛峰傲視世界，但從一九一四到一九四五年，它卻落入了野蠻的深淵。但這個自我毀滅的災難性時期過後，歐洲出現了過去無法想像的穩定和繁榮，儘管也付出了不可彌合的政治分裂這一沉重代價。在那之後，歐洲再次實現了統一，但全球化日益加深造成巨大的內部壓力，帶來了嚴重的外部挑戰，歐洲在被二○○八年的金融危機推入一場至今仍未解決的新危機之前，其內部的緊張就已經在不斷加劇了。
一九五○年後的時代將留到下卷去探討，本書講的是歐洲在二十世紀上半葉那個發生了兩次世界大戰的時代，是如何瀕臨自我毀滅。本書探討一次大戰釋放出來的危險力量，是如何最終發展為二次大戰中難以想像的人性淪喪和大肆毀壞。這個災難，加上大戰中發生的空前的種族滅絕，使得二次大戰成為二十世紀歐洲艱難多舛的歷史中最重要的決定性時期。
下面的章節探討了造成這場無法估量的災禍的原因，找出了那幾十年特有的四個相互交織構成全面危機的要素：一、基於族裔與種族的民族主義的大爆發；二、激烈且不可調和的領土要求；三、尖銳的階級衝突，具體表現為俄國的布爾什維克革命；四、曠日持久的資本主義危機（當時許多觀察家認為資本主義已經病入膏肓）。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勝利是一九一七年後出現的一個新要素。另一個新要素是資本主義的危機，危機幾乎持續不斷，僅在二○年代中期那幾年稍有緩解。其他兩個要素在一九一四年之前已經存在，雖然遠不如後來表現得那麼嚴重。這四個要素無一是一次大戰的首要肇因，但一次大戰造成的一個至為重要的結果是這些因素的嚴重加劇。它們之間致命的互動催生一個異常暴烈的時代，導致比一次大戰的破壞性還大得多的二次大戰。這些相互聯繫的要素在中歐、東歐和東南歐為害最烈，它們大多是歐洲大陸最窮的地區。西歐的情形稍好一些（雖然西班牙是一大例外）。 （相關報導： 汪志雄觀點：讓人民遠離戰禍是最起碼的政治良知 ｜ 更多文章 ）
一次大戰後，奧匈帝國和鄂圖曼帝國解體，俄國則在革命後立即爆發了激烈的內戰。這些事件釋放出了新的極端民族主義力量，通常以族裔為標準來確定國家認同。民族主義和族裔間衝突在歐洲大陸東部最貧窮的地區尤為激烈，因為在那些地區，不同族裔的人口一直是混雜而居的。民族主義經常把仇恨的矛頭指向猶太人，拿他們當代罪羔羊，把造成民眾痛苦和憤懣的責任都推到他們頭上。中歐和東歐的猶太人比西歐多，融合程度和社會地位一般來說也比西歐猶太人低。中歐和東歐的有關地區成了極端反猶主義的大本營，遠甚於德國。西歐地區在族裔上相對單一，民族國家經歷了漫長的過程方才形成。所以，西歐的族裔間緊張儘管不是完全沒有，但程度比東部輕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