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urope’s Era of Self-Destruction
人民的戰爭將比國王的戰爭更可怕。――溫斯頓．邱吉爾，一九○一年
歐洲的二十世紀是戰爭的世紀。這個世紀的主要特點就是兩次世界大戰，繼以長達四十多年、直接由二次大戰造成的「冷戰」。那是一段劇烈動盪、悲慘痛苦、極為引人注目的時期，是一段大動盪與大變遷的歷史。二十世紀的歐洲去地獄走了一遭。一八一五年拿破崙戰爭結束後，有將近一百年的時間，歐洲雄踞文明的顛峰傲視世界，但從一九一四到一九四五年，它卻落入了野蠻的深淵。但這個自我毀滅的災難性時期過後，歐洲出現了過去無法想像的穩定和繁榮，儘管也付出了不可彌合的政治分裂這一沉重代價。在那之後，歐洲再次實現了統一，但全球化日益加深造成巨大的內部壓力，帶來了嚴重的外部挑戰，歐洲在被二○○八年的金融危機推入一場至今仍未解決的新危機之前，其內部的緊張就已經在不斷加劇了。
一九五○年後的時代將留到下卷去探討，本書講的是歐洲在二十世紀上半葉那個發生了兩次世界大戰的時代，是如何瀕臨自我毀滅。本書探討一次大戰釋放出來的危險力量，是如何最終發展為二次大戰中難以想像的人性淪喪和大肆毀壞。這個災難，加上大戰中發生的空前的種族滅絕，使得二次大戰成為二十世紀歐洲艱難多舛的歷史中最重要的決定性時期。
下面的章節探討了造成這場無法估量的災禍的原因，找出了那幾十年特有的四個相互交織構成全面危機的要素：一、基於族裔與種族的民族主義的大爆發；二、激烈且不可調和的領土要求；三、尖銳的階級衝突，具體表現為俄國的布爾什維克革命；四、曠日持久的資本主義危機（當時許多觀察家認為資本主義已經病入膏肓）。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勝利是一九一七年後出現的一個新要素。另一個新要素是資本主義的危機，危機幾乎持續不斷，僅在二○年代中期那幾年稍有緩解。其他兩個要素在一九一四年之前已經存在，雖然遠不如後來表現得那麼嚴重。這四個要素無一是一次大戰的首要肇因，但一次大戰造成的一個至為重要的結果是這些因素的嚴重加劇。它們之間致命的互動催生一個異常暴烈的時代，導致比一次大戰的破壞性還大得多的二次大戰。這些相互聯繫的要素在中歐、東歐和東南歐為害最烈，它們大多是歐洲大陸最窮的地區。西歐的情形稍好一些（雖然西班牙是一大例外）。
一次大戰後，奧匈帝國和鄂圖曼帝國解體，俄國則在革命後立即爆發了激烈的內戰。這些事件釋放出了新的極端民族主義力量，通常以族裔為標準來確定國家認同。民族主義和族裔間衝突在歐洲大陸東部最貧窮的地區尤為激烈，因為在那些地區，不同族裔的人口一直是混雜而居的。民族主義經常把仇恨的矛頭指向猶太人，拿他們當代罪羔羊，把造成民眾痛苦和憤懣的責任都推到他們頭上。中歐和東歐的猶太人比西歐多，融合程度和社會地位一般來說也比西歐猶太人低。中歐和東歐的有關地區成了極端反猶主義的大本營，遠甚於德國。西歐地區在族裔上相對單一，民族國家經歷了漫長的過程方才形成。所以，西歐的族裔間緊張儘管不是完全沒有，但程度比東部輕得多。
此外，一次大戰的戰勝國和多數中立國也都位於西歐。重振國家威信和爭奪物質資源這些助長侵略性民族主義情緒的因素，在大陸東部的作用比在西部大得多。德國地處歐洲中心，西面與法國和瑞士接壤，國界以東是波蘭和立陶宛。作為一次大戰最大的戰敗國，德國掌握著歐洲未來和平的關鍵。對於戰勝方協約國的盛氣凌人，德國滿懷憤恨，僅僅暫時壓下了翻盤的野心。在歐洲南部和東部，奧匈帝國、俄羅斯帝國和鄂圖曼帝國垮台後，新的民族國家建立起來，但那些新國家往往是在重重困難之中勉強拼湊而成的。民族主義和族裔間仇恨毒化了政治，因此，這些地區成為二次大戰的主要殺戮場毫不令人意外。
一次大戰後，歐洲各國領土的劃分大大加劇了民族主義的衝突和族裔／種族間的緊張。一九一九年凡爾賽條約（Versailles Treaty）的起草者無論多麼好心，都無法滿足在往昔帝國的廢墟上建立起來的各個新國家的領土要求。在中歐、東歐和東南歐的大多數新生國家中，少數族裔都占了人口相當大的部分，成為發生嚴重政治動亂的隱患。國界爭端幾乎無處不在。少數族裔通常遭到占人口多數的族群的歧視，提出的要求也得不到滿足。另外，凡爾賽條約重新劃定了國界，自認受到不公平待遇的國家因此心懷怨恨，怒氣一觸即發。雖然義大利國內沒有族裔之分（除了戰後併入義大利，主要講德語的南提洛省的人民），但是老百姓仍然認為自己的國家遭受了不公對待，因為義大利儘管是一次大戰的戰勝國，卻沒能得到它垂涎的之後稱為「南斯拉夫」的領土，這樣的情緒正好為民族主義和法西斯主義所利用。德國對歐洲持久和平的威脅更大。德國和義大利一樣，國內也沒有族裔分別，但民眾對戰後國家領土被割讓憤怒不已，強烈要求修改凡爾賽條約，這導致他們後來紛紛轉向納粹主義，也煽動了德國以外的波蘭、捷克斯洛伐克等地德裔少數族裔的不滿情緒。
極端民族主義在一次大戰後出現，並且愈演愈烈，箇中原因不僅有族群之爭，還有階級衝突。民眾的注意力一旦集中在民族國家內外的假想「階級敵人」身上，團結感即大為增強。戰後經濟的劇烈震盪和三○年代經濟衰退的嚴峻後果，大大加劇了全歐洲的階級間敵對情緒。當然，在整個工業化時期，階級衝突時有發生，也常有暴力衝突。但是，與戰前的歲月相比，俄國革命和蘇俄的成立使得階級衝突變得異常尖銳。蘇俄推翻了資本主義，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構建了另外一種社會模式。一九一七年後，消滅資本家、生產工具收歸國有、大規模重新分配土地等主張吸引了貧苦大眾的支持。但是，蘇俄共產主義也造成了左派的分裂，使左派力量遭到嚴重削弱；同時，鼓吹極端民族主義的右派勢力卻大大加強。感覺受到布爾什維克主義威脅的主要是傳統的土地菁英階層、中產階級和擁有土地的農民，他們成為一支激進力量，在東山再起的右派的引導下組成了極具侵略性的新政治運動。
和號召革命的左派一樣，反革命運動也利用了階級衝突造成的憤恨和焦慮。它為了吸引盡可能多的支持，不僅鼓吹極端民族主義，而且激烈反對布爾什維克主義。特別受影響的又是中、東歐的國家，因為那裡的布爾什維克威脅似乎近在眼前。但是，極端民族主義與對布爾什維克主義近乎偏執的仇恨相結合，助長了右派群眾運動的興起，這才是國際上最大的危險。
正是右派的群眾運動使得右翼勢力先在義大利，後又在德國執掌了國家權力。鼓吹仇恨的民族主義和反布爾什維克的力量把極右勢力推上了台。它們一旦轉向支持對外侵略，歐洲和平也就危在旦夕了。第四個因素是其他三個因素的基礎，也與它們互相影響，那就是兩次大戰之間資本主義的持續危機。
＊作者伊恩．克蕭（Ian Kershaw, 1943- ），英國歷史學家，牛津大學歷史學博士，英國國家學術院院士，皇家歷史學會會員，專長是二十世紀的歐洲史、德國史，也是當代納粹德國跟希特勒研究權威。本文選自作者著作《地獄之行：二十世紀歐洲百年史（卷一）1914-1949》（八旗文化），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