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一次大戰的戰勝國和多數中立國也都位於西歐。重振國家威信和爭奪物質資源這些助長侵略性民族主義情緒的因素，在大陸東部的作用比在西部大得多。德國地處歐洲中心，西面與法國和瑞士接壤，國界以東是波蘭和立陶宛。作為一次大戰最大的戰敗國，德國掌握著歐洲未來和平的關鍵。對於戰勝方協約國的盛氣凌人，德國滿懷憤恨，僅僅暫時壓下了翻盤的野心。在歐洲南部和東部，奧匈帝國、俄羅斯帝國和鄂圖曼帝國垮台後，新的民族國家建立起來，但那些新國家往往是在重重困難之中勉強拼湊而成的。民族主義和族裔間仇恨毒化了政治，因此，這些地區成為二次大戰的主要殺戮場毫不令人意外。
一次大戰後，歐洲各國領土的劃分大大加劇了民族主義的衝突和族裔／種族間的緊張。一九一九年凡爾賽條約（Versailles Treaty）的起草者無論多麼好心，都無法滿足在往昔帝國的廢墟上建立起來的各個新國家的領土要求。在中歐、東歐和東南歐的大多數新生國家中，少數族裔都占了人口相當大的部分，成為發生嚴重政治動亂的隱患。國界爭端幾乎無處不在。少數族裔通常遭到占人口多數的族群的歧視，提出的要求也得不到滿足。另外，凡爾賽條約重新劃定了國界，自認受到不公平待遇的國家因此心懷怨恨，怒氣一觸即發。雖然義大利國內沒有族裔之分（除了戰後併入義大利，主要講德語的南提洛省的人民），但是老百姓仍然認為自己的國家遭受了不公對待，因為義大利儘管是一次大戰的戰勝國，卻沒能得到它垂涎的之後稱為「南斯拉夫」的領土，這樣的情緒正好為民族主義和法西斯主義所利用。德國對歐洲持久和平的威脅更大。德國和義大利一樣，國內也沒有族裔分別，但民眾對戰後國家領土被割讓憤怒不已，強烈要求修改凡爾賽條約，這導致他們後來紛紛轉向納粹主義，也煽動了德國以外的波蘭、捷克斯洛伐克等地德裔少數族裔的不滿情緒。
極端民族主義在一次大戰後出現，並且愈演愈烈，箇中原因不僅有族群之爭，還有階級衝突。民眾的注意力一旦集中在民族國家內外的假想「階級敵人」身上，團結感即大為增強。戰後經濟的劇烈震盪和三○年代經濟衰退的嚴峻後果，大大加劇了全歐洲的階級間敵對情緒。當然，在整個工業化時期，階級衝突時有發生，也常有暴力衝突。但是，與戰前的歲月相比，俄國革命和蘇俄的成立使得階級衝突變得異常尖銳。蘇俄推翻了資本主義，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構建了另外一種社會模式。一九一七年後，消滅資本家、生產工具收歸國有、大規模重新分配土地等主張吸引了貧苦大眾的支持。但是，蘇俄共產主義也造成了左派的分裂，使左派力量遭到嚴重削弱；同時，鼓吹極端民族主義的右派勢力卻大大加強。感覺受到布爾什維克主義威脅的主要是傳統的土地菁英階層、中產階級和擁有土地的農民，他們成為一支激進力量，在東山再起的右派的引導下組成了極具侵略性的新政治運動。
和號召革命的左派一樣，反革命運動也利用了階級衝突造成的憤恨和焦慮。它為了吸引盡可能多的支持，不僅鼓吹極端民族主義，而且激烈反對布爾什維克主義。特別受影響的又是中、東歐的國家，因為那裡的布爾什維克威脅似乎近在眼前。但是，極端民族主義與對布爾什維克主義近乎偏執的仇恨相結合，助長了右派群眾運動的興起，這才是國際上最大的危險。
正是右派的群眾運動使得右翼勢力先在義大利，後又在德國執掌了國家權力。鼓吹仇恨的民族主義和反布爾什維克的力量把極右勢力推上了台。它們一旦轉向支持對外侵略，歐洲和平也就危在旦夕了。第四個因素是其他三個因素的基礎，也與它們互相影響，那就是兩次大戰之間資本主義的持續危機。
＊作者伊恩．克蕭（Ian Kershaw, 1943- ），英國歷史學家，牛津大學歷史學博士，英國國家學術院院士，皇家歷史學會會員，專長是二十世紀的歐洲史、德國史，也是當代納粹德國跟希特勒研究權威。本文選自作者著作《地獄之行：二十世紀歐洲百年史（卷一）1914-1949》（八旗文化），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