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在樸觀點：Covd-19控管「清零」與「共存」政策之辯

清零政策，中國大陸亦稱「動態清零」或「社會面清零」是指每當發現傳染病確診病例後，即進行醫學治療並同步進行流行病學調查、隔離密切接觸人員、控制病毒的影響範圍，以減少傳播和確診人數為目的的一種「四合一」防疫政策。

2019冠狀病毒疫情蔓延初期，最先實施清零的國家除中國外還有澳洲、紐西蘭和新加坡等地。清零政策在西語世界稱之為Zero-COVID、COVID-Zero或FTTIS五步驟（英語：Find, Test, Trace, Isolate and Support，即尋找、檢測、追蹤、隔離和支援）。Covid-19發展第二年，觀察到一旦疫苗普及後病毒殺傷力出現第一波下降的現象，全世界共同感悟到疫情可能持久化，於是大部分地區於2021年陸續放棄「清零」而轉向與病毒共存的政策。WTO世衛組織表示，截至2022年5月，香港、臺灣和中國大陸是維持清零政策的最後三個主要經濟體，而臺灣也在2022年下半年停止清零，香港亦未再堅持強制清零。

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賽於2022年5月10日對中國政府喊話，表示清零策略是不可能持續，引起中國政府不滿。在西方全面反中的大氣候影響下，目前各種清零政策的討論往往成了「政治正確」的延伸，許多學者認為此風不可長。本文擬於從流行病控管的角度、從一般管理學的角度還原爭論的癥結所在。

WTO緊急事務部主任瑞安（Mike Ryan ）曾經表示，自2019年底以來中國通報死亡病例僅15,000件，比起美國的近100萬人、巴西的66萬多人和印度的52萬多人，這個數字相對較低。另一方面在與病毒共存政策下，新冠肺炎死亡已成為美國第3大死因，是美國兩場世界大戰中死亡總數的2倍。醫學研究報告指出，如果中國放棄嚴格的清零政策，預估在6個月內將導致近160萬人死亡，其中3/4將是60歲以上未接種疫苗的老人。

以上論點可視為清零政策保障「生存權」的優點所在，但另有一面，中國是全世界供應鏈中最關鍵的一環，因清零的封城行動，上海碼頭一個卡車司機缺位的「蝴蝶效應」，將引起美國紐約港口完全癱瘓的大風暴，甚至全球供應的大震蕩。鑒於病毒變異防不勝防，清零政策的邊際效用逐漸下降，清零的經濟代價越來越大，這不僅不利於中國自身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也將使千瘡百孔的世界經濟雪上加霜，這應該是共存政策的重要出發點。

其實評估公共政策的優劣有許多專業方法，本文的任務是利用彼得聖吉《第五項修煉》的《系統思考》基模，評論兩種不同管理模式的演化路徑。系統思考比較有能力切中要害，並具備不偏不倚的評估程序。

彼得聖吉的系統思考基模《捨本逐末》

許多西方學者認為清零政策是捨本逐末，「事到最後既不可能真正清零，還砸掉悠關國計民生的經濟發展」。真是這樣嗎？請看彼得聖吉對他的《第五項修煉》中的《捨本逐末》基模是怎樣解釋的。 （相關報導： 觀點投書：陳時中的負能量惹怒綠色選民 ｜ 更多文章 ）

彼得聖吉認為管理者通常並不明了，一旦問題出現究竟什麼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解」。管理者容易被《捨本逐末》的模式套牢。《捨本逐末》基模共有三個因果反饋環，如下。

圖的左側說明《捨本逐末》的三個因果反饋環的構成，最上方是B1環，與之連接的B2環，以及將此二者連接的第三個R3環。B1和B2是調節型的反饋環，表征發展過程是收斂的，R3是增強型反饋環，表征發展過程是發散的兩極發展。

我們先來看B1環的運作過程，第一步以「症狀解」為起點，按照箭頭指引與「問題症狀」連接，連接間為負號，意思是如果一個變量變大另一個變量並不隨之變大，相反而往變小的方向發展，故具有「調節」系統變化的作用。第二步從「問題症狀」出發，跟著箭頭連接到「症狀解」，其間的連接為正號，意思是如果一個變量變大另一個變量隨之變大，故而具有「增強」系統變化的作用。這兩步合在一起，一共有奇數個負號，因而整體上構成的B1環是調節型的因果反饋關係。例如「問題症狀」是頭痛，「症狀解」是阿司匹林，二者組成的反饋環具有調節的關係，阿司匹林吃得多，通常頭痛的症狀也會隨之減輕。

接著我們看與B1環鄰接的B2環，按照相同的步驟，第一步以「問題症狀」為起點按箭頭方向連接到「根本解」，二者間用正號連接，意思是此二變量變化方向相同，一個變大另一個也變大，二者是增強型的反饋。第二步以「根本解」為起點連接到「問題症狀」，二者用負號連接，意思是一個變量增大而另一個變量減少，是為調節型的反饋關係。這兩步合在一起，一共有奇數個負號，因而整體上B2環也是調節型的因果反饋關係，說明只考慮問題症狀最後根本解出現的可能性越來越少。

B1環和B2環共生說明了「捨本逐末」模式的尷尬，一方面頭痛醫頭雖能暫時緩解症狀，但也失掉根本解出現的機會，如果考慮到「副作用」的出現那就是R3增強環的情況。當「症狀解」引起的「副作用」越來越強時，乃至完全削弱了

「根本解」出現的機會。例如頭痛醫頭的阿司匹林症狀解，當長期服用後將引起胃腸道出血或其他過敏反應的副作用。「捨本逐末」變量間的動態關係請見圖的右側，共有三條曲線表明三個變量的演化軌跡：問題症狀在不斷起伏中扶搖直上；解決表面問題的症狀解藥數不勝數；根本解的方案越來越少。 （相關報導： 觀點投書：陳時中的負能量惹怒綠色選民 ｜ 更多文章 ）

清零政策並非「捨本逐末」

我們可以做一個「思想實驗」，如果在清零政策的空間嵌入「捨本逐末」的基本模式看看會怎樣，首先我們需要重新定義三個變量的含義，什麼叫Covid-19控制政策的「根本解」、「症狀解」和「問題症狀」？其實答案是多重的，因為大家對Covid-19 本征結構的認定難於統一，有的認為疫情的「超額死亡」數量是最主要的控制症狀，有的認為「確診病例數」是主要的控制症狀，甚至有的認為「醫院負荷」應該是主要的控制症狀。至於什麼是「根本解」同樣莫衷一是，只是因為曠日持久Covid-19把世界經濟拖垮，才有人認為把經濟因素同時納入的與病毒共存的政策才是「根本解」，然而這將與確診病例數的問題症狀悖論，在共存策略中確診病例數並不是一個硬指標，可能共存策略皆大歡喜，商家可以賺錢，居民可以四處旅行，但是犧牲了許多貧民和年長者的生存權。

其實在管理上，每一種方法都存在使用成功的極限，下圖便是《第五項修煉》中《成功的極限》基模結構。

圖的左側是反饋環結構，圖的右側是各項變量的變化軌跡。成功的極限共有兩個互相制約的增強環R1和調節環B2共治，並有三個變量：努力，績效和活動上限。由變量「努力」出發按箭頭連接到「績效」，連接為正號，說明二者是增強關係；由「績效」再出發連接到「努力」仍是正號，說明二者也是增強關係，合在一起構成R1的增強反饋，即越努力越有績效，越有績效越努力。調節環B2的運作原理相同。若以「活動上限」作為起點，按箭頭連接到「績效」，二者連接為負號，這表示它們是調節的關係；從「績效」再出發連接到「活動上限」是正號，二者為增強反饋；以上兩步合在一起共有奇數個負號，所以B2環是調節型的。請注意在「活動上限」的上方還有一個不直接參加反饋的外部變量「限制」，表示任何活動所受到的大環境限制，限制越多活動的上限越有限。

圖的右側說明績效與努力的演化軌跡，儘管不斷努力，但績效由高峰而下墜。不管是清零或共存都受到這種成功的極限，因此我們只可以說兩種策略「各有優勢可以共生」。

下面是清零政策的各個因素間的因果反饋關係，它完全符合「成功的極限」基模的調節環B與增強環R共生的結構原理。第一個小環R如下：由帶症狀的人群出發經箭頭連接到飛沫和表面傳染，其間為正號；從飛沫和表面傳染再出發經箭頭連接到帶症狀人群，二者為正號，因此整個R環是增強作用的，即帶症狀的人群越多，飛沫和表面傳染越嚴重，周而復始惡性循環。第二個是大環B，由帶症狀人群出發經過：被隔離人群、封城、人群流動、飛沫和表面傳染，最後回到帶症狀人群，一共六步組成的調節反饋B。可以看出人群流動是一體兩面的關鍵因素，一方面因清零而人群流動減少限制了流行病的傳染，另一方面因人群流動減少而潛伏了全球供應鏈大崩解的「蝴蝶效應」。

難道我們就這樣根據彼得聖吉「成功的極限」基模，模棱兩可的對「清零」和「共存」兩大策略草草結論嗎？許多人並不心甘，其中有一位便是「Futurist,未來學家」 Leah Zaidi 扎伊蒂，她說「我們需要對彼得聖吉的基模進行逆向思考，以促使人類理想的實現」。

扎伊蒂的「逆基模，Anti-Archetypes」

下圖是扎伊蒂稱為「希望的類型」的逆「成功的極限」基模的基本結構。

請將此逆基模與成功的基模原圖比較，我們看到區別，原模是兩個相反的增強環R1和調節環B2共生，而逆模是原來的調節環B2變化成增強環R2，逆模是兩個增強環R1和R2共在。扎伊蒂說我們把未來寄託在「績效」如何擺脫「活動上限」的限制，她在「活動上限」到「績效」的路徑上加上一個三角形，表示促進的活動，或突破限制的活動，這樣對於未來的希望而言在一定程度上成功沒有限制，也不會出現績效的邊際效益下降的現象，於是某項策略，只要你不斷努力，其相應的績效也不斷高漲。

站在和平的未來主義立場，作者希望所有各地的疫情管控模式，無論是清零的或共生的都按照「成功的極限」的逆基模，塑造各地未來的希望。 （相關報導： 觀點投書：陳時中的負能量惹怒綠色選民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系統動力學退休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