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我們的「死亡之書」，或著說我們撐過了胰臟癌的劫難而倖存的歷程紀錄；我們與死亡貼身而過的劫數，我稱之為「死記」，這部分請讀文翊書寫的《有情世界渡死劫》。沒有這個「死劫」，文翊會不會寫下這些回憶文章？固然難說，可以確定的是，沒有文翊的回憶錄，不會逼出我的《是「死記」也是「史記」》。
我／我們的「死記」是追索過去種種的經歷，發現我們的際遇繞不過時代的碰撞，戒嚴時代的媒體人—尤其崢嶸有角的—難避矢石刀斧；我們在媒體的曲折生涯非得擺在戒嚴體制史中才能找出原委，所以「死記」勢必要穿透台灣的「史記」， 才能撥開雲霧，看到權力運作的深層結構。台灣固然走向民主化，但到現在還掙不開國共內戰的泥淖，台灣的歷史處境是前所未有的國際特例；我們的回憶錄至少可以提供一些線索。
法國戴高樂時代的文化部長馬爾侯（Georges André Malraux） 把他的回憶錄題為《反回憶錄》（Antimémoires），強調「回應了回憶錄所不回憶的問題，而不回應那些回憶錄所論及的問題」；他對自己的生平完全不感興趣，他說，「傳主」一點也不重要， 在「所謂人生這個沒有出路的旅館裡」，個人種種經歷無關宏旨，除非所作所為「上升到歷史的高度」。馬爾侯是時代性指標的代表作家，在文學史上具有里程碑的地位，1927年得龔固爾文學獎（Prix Goncourt），出任首任文化部長之前，他的經歷宛如一頁傳奇，到底是虛是實？也引發紛紛議論；不要忘記他是小說家。 （相關報導： 大禍這樣開始：《胰臟癌探戈》選摘（1） ｜ 更多文章 ）
他的回憶錄不着重自己一生的遭遇，他代表總統戴高樂與各國官方及民間人士對話，透過訪問之旅，以文學的筆調深入人類幽微的滄桑，寄託他對古老文明之印度及東方文明之日本、中國的玄思，是他文化觀察的世界視野的展現。尤其詳記與戴高樂、尼赫魯、毛澤東等的訪談，他不是照本宣科紀錄當下點點滴滴的言談，他以「在場」現身，將被訪者置放在歷史長河， 用一問一答織就出訪問對象生平的關鍵歷史之網。馬爾侯不是新聞記者，是文學家，不像義大利記者法拉奇（Orlana Fallaci）拿著錄音機逼問權力在握的「那些決定我們命運的雜種」之底蘊， 她把訪問當成「遊移於歷史和新聞的文件」，她說接受她的訪問就形同接受歷史的訪問。馬爾侯不同，他是文學家、歷史學家、政治家、藝術家，他的訪談固然囿於短短的有限時間，但他揭示訪談對象的政治理念之曲折與成就，當然不可能只靠對話達陣，那是他長期的觀察與思考的心得。舉一個例。中國學者指出馬爾侯與毛澤東的交談只有區區30分鐘，泛泛交換了一些外交辭令，馬爾侯的回憶錄中藉這場短短時間的談話，勾勒了中國紅軍革命成功的所有關鍵進展。他雖然「虛構」了與毛對話的實質內容，落落長文到底合不合史實，那是史學家的問題，不是他的。如果說法拉奇在建構「歷史與新聞」，那麼馬爾侯則是用「歷史與文學」建構他的回憶錄。我的書則是另一視角，從「個人」透視貼身而過「歷史」，希望能部分解構從戒嚴到解嚴到民主的政治關節。陳寅恪有「自傳」殘篇遺世，自序中說：「因就咸〔豐〕、同〔治〕、光〔緒〕、宣〔統〕以來之政局與寒家先世直接或間接有關者，證諸史料，參以平生耳目見聞，以闡明之。……」結尾說：「寅恪以家世之故，稍稍得識十年興廢盛衰之關鍵，今日述之，可謂家史而兼信史歟？」我的書寫方式與他暗合，也算有典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