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兒福聯盟」數據，三級警戒以來家暴通報案量遠低於過往。施惠文說，雖然好像可以樂觀地想孩子跟家長24小時待在一起、說不一定感情變好了，任何第一線工作者看到家暴「數字」減少的狀況，恐怕都會倒抽一口冷氣。
「事實上，多數兒少家暴通報來自學校，可能老師發現他來上學不對勁、有明顯傷痕，但當學校關閉，孩子會失去最後安全網與示警系統──通報案件減少這真的讓我們很擔心，這不代表大家相安無事、太平盛世，我們會忍不住想：有多少孩子面對辛苦，而沒有人知道？」
連生活都成為難關，學習就更為遙遠。「線上課程」看似一種趨勢，施惠文看見的是，許多貧困家庭的孩子連生存基本條件都待協助，更不用說一個適合學習的環境、看線上課程的電腦與3C──回顧當初三級警戒，TFT第一時間就請所有服務學校的老師去了解孩子還缺多少數位設備、24小時就募到100台平板電腦分送到各校，這看似壯舉，施惠文卻深知，全台灣孩子面臨的學習黑洞遠超乎想像。
「我們服務40多所很小的偏鄉學校、一個學校大多只有30–50個學生，即便我們快速盤點都有這樣大的設備缺口，全台灣有多少孩子連數位上課的基本門檻都沒有呢？尤其我們服務地區很多網路線沒到達，就算有到頻寬也才100mB、可能大家一起視訊就當掉、不能動……」
即便孩子可以順利用電腦、平板或手機上課，也未必能排除家中的干擾，當一家人因疫情被迫處於小小空間，摩擦就會不斷發生。一如前述「逆風劇團」少女投稿，明明在家上課還要幫忙打掃幫忙買早餐、家人不理解少女正在上課還跑來吵架，朱剛勇說，在萬華的「台灣社區實踐協會」也有孩子一直看手機就被媽媽唸、罵說幹嘛手機玩整天，但孩子其實是在上課──當一個家庭空間有限，孩子沒有獨立空間、受疫情影響不斷與大人待在一起，就連學習都可能是難題。
各種困難都不是數位科技就能解決的。即便如今看似「數位時代」，朱剛勇引用政委唐鳳所言，「『數位政委』就是有『好幾位』政委」，科技時代的許多事，依然是需要靠「人」串聯起來的：「我們講『數位』好像不需要這麼多『人』，但真正重要的仍是人可以牽住人、一個拉著一個……」施惠文也說：「人如何牽住人變得很重要，如果所有資訊都請你斷開跟人的距離，這斷開，有多少人會因為你一放手就掉下去呢？」疫情期間「人」如何好好陪伴「人」，便成了考驗。 （相關報導： 沒錢買衛生棉，少女穿黑褲躲垃圾桶邊…第一線揭疫情下「最貧困女子」無助身影 ｜ 更多文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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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疫情期間1.5公尺社交距離下的裂縫，各地大大小小社福團體就是這樣，幾十位、幾百位，一起把人牽起來，聚集成為裂縫之中的光──就朱剛勇所見，在被視為「重災區」之萬華、長期陪伴貧困家庭的台灣社區實踐協會，為解決貧窮者生活問題募集物資、在發物資的短短10分鐘把握時間問每個家庭近況、是否有需要幫忙的地方；在遠離大城市、長期陪伴貧困原住民家庭的三峽樂窩協會，社工想跟部落長輩買菜當物資支援貧困家庭，才發現阿嬤早已經把菜送出去了，「我們社會講求科技，但這過程也看見『人』的必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