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關注中國人權議題的群體來說，瑞典人權活動人士達林（Peter Dahlin）是一個熟悉的名字。現在達林有一個新的頭銜與使命，他所發起的人權組織「保護衛士」（Safeguard Defenders）正在全球發起投訴央視的行動，並成功地讓英國政府撤銷了央視的落地執照。
達林在接受美國之音專訪時表示，鎖定央視是要將中國逼入牆角，停止播放電視認罪這種違反人權和法治的行動，否則就「面臨執照被吊銷的可能性」。
7日法國媒體監管機構法國高等視聽委員會（CSA）證實，收到「保護衛士」針對中國官媒環球電視網CGTN的第一起投訴；3月，美國聯邦通訊傳播委員會（FCC）也宣布，開始審閱有關央視在美國播放電視認罪的投訴；2月，英國當局依據「保護衛士」的投訴，撤銷了央視在英國的廣播執照。達林為何鎖定央視？
2016年初的一個夜裡，長期為中國維權律師提供援助的達林被十幾名中國國安人員從他北京的家中帶走，隨即失去音訊。
2個多星期後，他突然在中國中央電視台（CCTV）的螢幕上現身認罪。
「我在中國從事了違反中國法律的活動，嚴重傷害了中國政府，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身著黑襯衫和灰色針織衫的達林在鏡頭前神色平靜地說，「對此我深表歉意。」
在失蹤的2個多星期裡，達林被「指定居所監視居住」（RSDL）、沒有律師，連日的馬拉松式審訊，長時間的日光燈照射，甚至連每日必須服用的藥物也被沒收了。
達林被單獨關在經嚴格防自殺處理的房間裡，偶爾會聽到樓上有人被毒打的聲音（後來他得知那是被一同關押的同事）。
與達林工作毫無瓜葛的女友也被關押在同一處不對外公開的「黑監獄」，並一度被威脅10年的牢獄之災。
「至今仍紮根在我腦海的記憶，像是種創傷吧，是他們也把我女友置於『指定居所監視居住』之下，僅僅為了向我施壓，」達林告訴美國之音，「那段時間我每天都被這種心理壓力籠罩著。」
關押2星期後，達林錄製了認罪影片。隨後，他就被獲准保外就醫。
1月25日，達林被蒙上雙眼送至北京機場，搭乘飛回瑞典的班機，並被告知10年內不得入境中國。他的女友也在當天被釋放。
瞄準央視
時間快進5年。如今的達林是人權組織「保護衛士」（Safeguard Defenders）的負責人。這家總部位於西班牙馬德里的非政府機構（NGO）致力於推動亞洲地區的人權和法治。近幾年，達林帶領「保護衛士」在世界各國推動對央視違規行為，尤其是違法播放認罪影片的調查。
隨著中國近年來對公民社會的嚴厲打壓，當局對維權和異議人士愈加頻繁使用的電視認罪和與之相伴的「指定居所監視居住」成了達林和「保護衛士」重點關注的議題。他們在2018年11月啟動一場「促使西方開始規範中國電視廣播行為」的運動，開始在西方民主國家投訴央視播放電視認罪等違反當地媒體相關法律的行為。
英國首戰告捷
2018年11月23日，曾在上海被迫電視認罪的英國前記者和商人韓飛龍（Peter Humphrey）與達林共同召開媒體發布會，議題聚焦於央視和其下屬的國際傳播機構中國環球電視網（CGTN）在英國違規運營行為。
同天，韓飛龍在「保護衛士」的支持下向英國通訊管理局（Ofcom）正式提交一份針對央視的投訴信，信中指控CGTN播放韓飛龍在被餵藥、上銬、關入鐵籠後被強迫錄製的電視認罪影片，因此違反英國廣播法有關隱私保護和公平對待方面的標準。
消息立刻傳到已是周五傍晚的北京。央視總部當晚召開了持續整個週末的緊急會議，商討來自英國的危機。那段時間，央視正緊鑼密鼓地籌備著聲勢浩大的倫敦辦事處落戶計劃。
韓飛龍的投訴信提交後，「保護衛士」繼續跟進。安琪拉（Angela Gui），她是被迫電視認罪且至今下落不明的瑞典籍香港書商桂敏海之女，以及同樣親歷強迫電視認罪的前香港銅鑼灣書店店長林榮基和前英國駐香港領事館僱員鄭文傑，也陸續得到「保護衛士」的支持，正式向Ofcom提交類似投訴。
此外，「保護衛士」還在去年對CGTN追加了針對其廣播執照問題的投訴，Ofcom也對此啟動調查。
2020年7月，韓龍飛的投訴告捷，Ofcom裁決CGTN因播放其認罪影片違反英國廣播法中的公平和隱私原則。今年3月，CGTN因此受10萬英鎊（約合新台幣390萬元）罰金。
「保護衛士」的最大捷報來自今年2月初。Ofcom對CGTN的執照問題經過一年多的調查後，最終裁定CGTN不符持照要求，因而吊銷其在英國的廣播執照。
英國廣播法規定，持有廣播執照的一方必須擁有對其廣播內容的編輯控制權，且廣播內容不受任何政治機構控制。Ofcom在調查後認定，CGTN廣播執照持有方星空華文傳媒對CGTN的廣播內容無監管編輯權，且CGTN受中國共產黨控制。
美澳加法開始行動
「保護衛士」曾在2019年向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FCC）投訴央視4套和CGTN播放電視認罪的行為，但未得FCC的回應。今年3月，「保護衛士」向FCC重新提交投訴，而這一次，FCC在幾天後就公開聲明已開始審閱「保護衛士」針對央視在美播放電視認罪的投訴。
雖然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為媒體言論自由提供保護，但FCC明文禁止廣播媒體刻意歪曲新聞。「保護衛士」在投訴中稱，央視是在知情的情況下和中國當局積極合作，錄製、編輯並播出通過脅迫和欺騙手段得來的強迫認罪影片，因此屬於「播放明知是虛假的訊息」。
達林告訴美國之音，FCC這次對投訴的回應很積極，他對FCC接下來啟動對央視4套和CGTN的正式調查很抱信心。
「我們知道這樣的調查在美國國內會有很多政治支持，」達林說。
今年3月，澳洲特別廣播服務公司（SBS）因電視認罪相關投訴宣布暫時停播CGTN和CCTV4的內容。加拿大已對投訴展開調查，但仍未宣布結果。
4月7日，法國媒體主管機關CSA表示，已收到「保護衛士」提出針對CGTN的第一起投訴案，譴責CGTN播放維吾爾女童被迫自白的畫面。CSA表示，目前正在進行調查，並密切觀察CGTN，若有違法情況，CSA將出面干涉。
習近平想講好中國故事，西方手握籌碼
達林告訴美國之音，「保護衛士」接下來還會針對央視播放電視認罪的行為向各民主國家的電視服務供應商施壓，敦促它們拒絕參與中國政府的「政治恐怖主義活動」，停止與央視合作。
達林說，其實他們發起這場運動的目標並不是讓CGTN或CCTV4在各國停播。
「我們的目的是迫使央視停止參與到這種違反人權和法治的行為中，停止廣播這種內容，這種被強迫的認罪妥協。」
達林表示，「保護衛士」在這個目標的實現上進展可觀。
他說，自這場投訴運動開啟以來，尤其自英國開啟對CGTN的正式調查以來，央視國際頻道上播放電視認罪的頻率已有顯著降低。
「擴大中國軟實力是習近平非常重視的一項政策。想要『講好中國故事』，就需要媒體，需要電視台。我們採取的行動將中國逼入牆角：要馬繼續播出這種認罪影片，然後面臨執照被吊銷的可能性；要馬停止播出這些認罪影片，保住廣播執照，」達林說：「我們認為，最終他們會選擇後者，維持電影頻道的運營，對他們來說比播出認罪影片重要得多。」
4月7日，CGTN官網發表評論文章，將達林稱為「劍指CGTN的反華十字軍」（anti-China crusader），並稱達林的「保護衛士」組織是「真正的無賴」（true scoundrel）。
對於投訴行動是否可能激起中國的報復，達林對此並不擔心，他認為中國在懲罰外媒方面其實手裡沒有好打的牌了。他說，中國本來就已把幾乎所有外媒平台都牆住了，他們頂多能做的是讓外媒記者的工作環境更差些。但不管各國是否對央視採取行動，中國加緊牽制外媒記者的趨勢一直都在。
達林觀察到，雖然英國吊銷CGTN執照，但也沒見中國有多大的報復行動。雖然BBC世界新聞台隨後被禁止在中國境內落地，但此前BBC在中國境內一般也只在部分豪華酒店和外籍人士聚居區才能收看，這一報復的象徵性遠高於實際傷害。
達林認為，英國和澳洲的這些行動會給其他國家傳遞積極信號。
「受中國報復的威脅被高估了，大家不該害怕在這件事上做出該有的行動。」達林說。
折磨、羞辱無用，只激起反抗
「電視認罪這種做法的目的不僅僅是為嚇住某個人，而是為打擊整個群體，」達林告訴美國之音。
他舉例說，當年用電視認罪羞辱人權律師王宇，就為嚇住所有從事類似工作的人權律師；讓記者或從事NGO工作的外籍人士電視認罪，也是同理。
「無論怎麼定義，電視認罪都屬於政治恐怖主義的一種，」達林說，「因此，對這種行為進行抵抗和反擊非常重要。」
被中國政府遣返後不久，達林很快就開始「抵抗和反擊」工作。
「記得是2017年的某個週五晚上，我和我同事卡斯特（Michael Castor）在泰國北部一家小酒吧裡坐著喝酒，」達林回憶著這場投訴運動的起點，「我倆討論著中國維權律師們正面臨的，但尚未被國際社會足夠重視的各種新問題，一起進行著自言自語式的頭腦風暴。」
「我當時突然想到，哦對，那些電視上一再播出的電視認罪，我們從沒真正讀到過對此進行專門研究的文獻，」達林對美國之音說，「除了我和另幾個同事的親歷之外，我們從來都不了解這到底是怎麼回事，以及這背後到底發生了什麼。」
2018年4月11日，「保護衛士」發布全球首份深入研究中國強迫電視認罪的報告，題為《先編排後登台：中國強制性電視認罪的幕後故事》，以案例研究的方式記錄並分析了2013年至2018年間有記錄的45起電視認罪，以親歷者的第一視角展示中國國安人員如何扮演「導演」角色，通過官媒的攝影機和各方面的積極配合，外加酷刑或威脅親友等高壓手段，從被拘押者那裡獲得認罪影片。
報告也揭示，很多被拘押者在錄影片前被刻意欺騙，被告知影片不會公之於眾，主要為法官審案和「上級領導」所用。另外，報告中列舉的強迫電視認罪都發生在當局對被拘押者做正式逮捕或庭審之前，是對既定法治程序的踐踏。
達林說，這份開創性的報告也被譯成中文，讓中國內外的公眾和媒體都真正了解電視認罪背後的真相，改變了他們看待和報導電視認罪的方式。達林也表示，報告的出版是這場投訴央視運動的真正開端。
「折磨人們、羞辱人們，把他們關進監獄，這些不會真正奏效，」達林繼續說道，「因為一旦這些人獲得自由，他們就會重新出發，為這些問題加倍努力地工作，這是非常鼓舞人心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