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瘋狂當中，我沒有忘記去記錄它」　2萬張底片藏了二十年，還原歷史黑暗面　「文革第一人」李振盛病逝

在文革時期拍下10萬張照片，將當局不容見光的2萬張「黑暗面」底片埋藏在家中地板下20年，被譽為「全面紀錄文革歷史第一人」的中國攝影記者李振盛，日前傳出因腦溢血病逝於美國紐約寓所，享壽79歲。

「我記錄了歷史的碎片，留給後人評說。」李振盛曾於去年6月應邀來台演講，並接受《風傳媒》專訪。他相信，在記憶歷史的眾多方式中，最有力量的一種就是用圖像紀錄。唯有將歷史的正負面一併呈現，記憶和反思才能完全：「我記錄災難，是為了令災難不再度發生；記錄歷史，是不讓歷史悲劇重演。」

在那瘋狂的文革十年，身為一名攝影記者，李振盛與他手中的相機就像是「暴風眼」 ，用鏡頭瞄準大時代下的激情與不堪，記錄群眾集體狂熱的面貌，也拍下高官受辱的慘況，每按一次快門，無論畫面是否見容於當局，歡呼與歌頌、批鬥與破壞的片刻，全都在李振盛的鏡頭下凝結，也為歷史留下官方敘事外的另一面切片。

曾經是戴上紅衛兵袖標的造反派，也曾經成為被批鬥、下放勞改的對象，作為文革的見證者與記錄者，李振盛帶著自己在文革時期留下的無數相片，自許為「文革的佈道者」，走遍全球60多個城市演講不輟，最遠到地球另一端的墨西哥和巴西，要讓文革成為全人類的共同記憶，藉以對抗中國社會的集體遺忘。

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浪潮席捲全中國，要拍照紀錄這「十年浩劫」有多難？首先，你要擁有一台在當時屬於稀有物的相機；第二，在批鬥現場拍照存證的行為極其敏感，若不想被紅衛兵揪出來責問，就得先成為「造反派」的一份子；最後，為了保存當局不的「負面」歷史，你願意付出多少代價？

為拍照成為「紅色新聞兵」

1963年，大學剛畢業的李振盛被分派到《黑龍江日報》，成為單位裡最年輕的攝影記者，也是唯一的大學生。李振盛回憶，那個年代的大學生被稱為「三門幹部」，從家門進入校門，再從校門直接進入機關門，不曾做工、下田，彷彿帶有一種隨時要被改造的原罪，當毛澤東發起文革，也成為他抒發壓力的出口：「就我個人而言，我歡呼造反、衷心擁護（文革），看是不是能透過大革命把身上隱形的包袱給摘掉。」

但李振盛與同事很快就發現，隨著運動激化，熟悉中共政治運動套路的民眾擔心被留下影像紀錄、將成為事後被清算的素材，凡是記者舉著相機在現場拍攝，必定被群眾盯上，輕則阻撓拍攝、重則毀壞膠卷，掏出記者證也不管用。為了工作需要，李振盛出於無奈下突發奇想，自行成立「紅色青年戰鬥隊」，為團隊訂做了一枚「造反派」袖標，從此到各場合都暢行無阻、順利拍攝。

當拍照成為革命工作，李振盛直言：「其實我並沒有保持冷靜、我也瘋狂，只是在瘋狂當中，我沒有忘記去記錄它」，但與那些「黨叫拍什麼就拍什麼」的同事不同，除了拍那些能夠見報、全是歡呼歌頌的「有用」照片，李振盛也拍下無數「沒用的底片」，儘管戴高帽、遊街、批鬥的情景都不能見光，他依然按下快門，私下沖洗後裝進底片袋偷偷保存起來。 （相關報導： 思沙龍專訪》有圖就有真相！他在地板下埋藏兩萬張底片，讓全世界看見文革另一面 ｜ 更多文章 ）

「我也聽黨的話，但沒那麼聽黨的話」，李振盛說，自己的性格有些反骨，「我知道我手中的相機是稀有物，不像現在人人都有手機可以照相，照相機的功能就是紀錄，我有紀錄工具又學過攝影，那就該多拍一些。」由於當時底片膠卷的配額取決於照片見報的多寡，為了拿到多一點膠卷，「黨要的照片」李振盛也沒少拍，「這些額外的膠卷對我很重要，我可以拿來拍那些沒有用的照片。」 

有圖有真相：讓歷史告訴未來

起初，李振盛屬於打倒別人的造反派，到了1968年，他在報社派系鬥爭中嗅到不對勁，預感自己被打倒的日子即將來臨，便把偷藏在辦公室裡的「沒用底片」慢慢轉移到家中。抱著「既然下定決心拍攝了，就不能讓它輕易付之一炬」的心理，李振盛想來想去只能鋸開地板一角，將兩萬張「負面底片」深藏，由於擔心被鄰居舉報，鉅開一片地板就耗費整整一週時間。兩個月後，李振盛被打成「新生資產階級份子」下放勞改，幸而底片在抄家時沒有被搜出。

1971年，中共當局政策放寬，李振盛與妻子從五七幹校勞改歸來，繼續攝影事業，之後調到北京工作，依舊將那兩萬張底片帶在身邊，就這麼從1968年藏到了1987年。

當時在趙紫陽當政下，中國的政治氣氛較為寬鬆，李振盛從秘藏近20年的底片中選出20張，首度將那些「負面」底片公諸於世，以「讓歷史告訴未來」為題參加全國攝影公開賽，獲得系列新聞照片大獎；從無數底片中編選出的攝影集《紅色新聞兵》在本世紀初出版，以英、法、德、日多國語言出版，成為全世界討論文革的必讀教材。

但儘管李振盛的作品在國際享譽無數，在他的祖國，文革至今仍是不可多談的敏感話題，《紅色新聞兵》的中文版直到2018年才在香港面世，而在四川的「李振盛攝影博物館」，陳列的都是文革時期的日常生活照，當年的「負面」底片仍然未能在中國公開展示。

「全世界都知道文化大革命期間發生了什麼，只有中國不知道。很多人都不知道......要是拖久了，這段記憶就真的失去了。」李振盛說，在今日中國緊縮的政治氣氛下，文革似乎逐漸成了不能多談的敏感詞，為了讓帳號「永遠存在」，他連發微信都小心翼翼，得把文革打成「文-革」規避審查機制。 （相關報導： 思沙龍專訪》有圖就有真相！他在地板下埋藏兩萬張底片，讓全世界看見文革另一面 ｜ 更多文章 ）

「影像紀錄是最好的紀錄，攝影對我來說就是個工具，以別人欣賞的好的畫面，記住各種各樣的歷史事件。現在有句話叫「有圖有真相」，透過直觀的畫面，在觀者身上發生一些化學反應，形成對歷史的反思。」接受《風傳媒》專訪時，李振盛笑說如今自己的大相機都送去博物館了，手上改拿輕便的數位相機，更多時候直接用手機記錄周遭，還打趣道，如果文革時就有手機該有多好，「那我一定拍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