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政黨認同與族群認同高度相關，族群認同是台灣主要的選舉動員模式。外省人比例高的軍公教群體經常被視為國民黨基本盤，國民黨長期依恃外省籍的榮民、眷村居民與軍公教人員，透過黨國一體的機制，掌握他們的生活資源與工作機會，發展出扎實的選票基礎。
時移勢往，社會變遷，軍公教群體認為自己是台灣人嗎？
軍公教國族認同迵異於一般民眾
二○二○年總統大選，中國與香港的局勢激發台灣民眾的亡國感，拒絕一國兩制的蔡英文受到選民青睞，最後以八一七萬票勝出。根據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在大選前夕、一九年十二月進行的「重要政治態度分布趨勢」調查顯示，「台灣人」達到五八．五％，是自一九九二年統計以來的第三高。
政大選研中心主任蔡佳泓統計一九九二年至二○一九年以來的資料後指出，這二十七年來總共有四八％台灣民眾認為自己是「台灣人」，四○％「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兩者皆是），僅有七％認為自己是「中國人」；大部分職業類別都與全國平均相似，惟軍公教群體的國族認同與一般台灣民眾大相逕庭。
相較全國平均，多數軍公教人員認為自己「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占了四七％，三七％認為自己是台灣人，另有一一％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當民眾的國族認同普遍向「台灣人」靠攏、兩者皆是的比率逐漸減少時，軍公教人員則在二○○○年後，認為自己是中國人或「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仍占五成以上。
若逐年分析，自一九九二年以來，台灣民眾長期認為自己「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台灣人」認同在九六年飛彈危機之後，在九七年大幅上升，「兩者皆是」的比率跌破五成；二○○八年後，「台灣人」超越「兩者皆是」的比例，達到黃金交叉，並在一四年攀上高點。
特種黨部有八至九成為外省籍
蔡佳泓指出，軍公教人員與其他職業類別及台灣全體民眾的差異在調查初期並不明顯，一九九六、九七年是個分水嶺，軍公教人員的台灣人認同並沒有因此上揚，在二○一八年仍僅有四成五，仍略低於「兩者皆是」的比例，直到一九年才攀上五成，成為主流。
不過，蔡佳泓強調，台灣政治的重要分歧是國族認同，而國族認同的差異並非因職業類別，更多是世代交替、生命史循環與重大事件造成；只不過軍公教人員恰好是一個族群界線與職業分化相符合的特殊政經群體，才出現差異。
暨南大學東南亞學系教授龔宜君，在一九九四年完成的博士論文中提到，國民黨以軍公教人員為主的特種黨部中有八成至九成為外省籍。黃復興黨部是國民黨的特種黨部之一，成員以退役官兵及眷屬為主。早期複數選區時代，在人口數較多的雙北、台中與高雄縣市的動員力，可直接支持一位立委當選。
一九九○年代曾研究黃復興黨部的政大選研中心特聘研究員陳陸輝就指出，各眷村自治會是黃復興黨部重要的動員途徑，自治會平時打理眷戶的日常生活，細瑣如垃圾處理、環境整潔與維護公共設施，偶爾還舉辦團康、郊遊等娛樂活動，透過人際接觸來建立信任關係。
龔宜君分析，外省籍軍公教是國民黨優先結盟、吸收與滲透的對象，外省族群出現地理（眷村及退輔會機構）、職業（軍公教）、組織（特種黨部）上的區隔，使得外省籍人士在政治、經濟與社會活動上形成緊密的連帶關係。
當年陳陸輝就提及，黃復興黨部服從性高、投票率高，且經常支持國民黨候選人；在封閉的社會網絡中，任何一位眷村居民若想支持其他人，必定會遭受極大的壓力。但隨著外省第一代逐漸凋零，第二代、第三代到其他地區發展眷村外的人際網絡，眷村對於國民黨的支持度已不如以往。
陳菊深耕眷村，鬆動鐵票
中山大學政治所教授廖達琪則觀察到，各地眷村在二○○○年之後陸續搬遷、改建，原有的地緣關係與情感連帶式微。以高雄為例，陳菊在二○○六年打敗黃俊英之後，深耕眷村，資源下放到各個社區發展協會，已逐漸鬆動鐵票部隊。 （相關報導： 台灣民意基金會民調》受新冠肺炎衝擊？超過8成民眾自認「台灣人」 ｜ 更多文章 ）
廖達琪特別提到，眷村的國族認同已非鐵板一塊，國號、國旗、國歌等象徵符碼對於年輕世代的號召力都不如以往；加上立委選舉改成單一選區兩票制、國民黨減少責任區配票，黃復興黨部以「中華民國」或「中國」為主的選舉動員力自然大不如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