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歷過這場戰爭的人，都糾結於一些看似簡單的問題。本書關注的就是這些問題：該如何解釋那些看似無法言喻的、災難性的、甚或是千年不遇的事件？戰爭如何改變了日常生活？那麼多的屍骸該如何處置？死亡人數如此眾多，該如何消化這樣的事實？如何找到失去的親人？怎樣處理他們的遺骸，才算合適？又該以什麼儀式來紀念他們？該如何接受物質上及個人的巨大損失？如何處理戰後那些從各方勢力退伍後繼續騷擾平民社會的士兵？在一個被戰爭粉碎的世界中，還剩下些什麼？各個社群要如何在物質上和想像中獲得重建？
倖存者直接或間接地提出這些迫切的問題，而蘇南、浙北及徽東南等重災區的人們對這些問題尤感焦慮。即便太平天國運動已催生出大量的歷史研究（特別是在華語地區），但中外學者尚未提出或考慮過以上這些問題。在倖存者如何書寫這場戰爭，以及後人如何書寫和記憶這場戰爭之間，有著一道鴻溝。戰時的苦難被深烙在長江下游地區的記憶中；而那些把焦點放在民族主義、基督教影響以及現代化失敗的歷史著作，這些苦難被忽略了。
在二十世紀中國，太平天國幾乎一直都是現代中國史領域最受關注的研究主題之一。這一被稱為「太平天國革命運動」的戰爭，催生了眾多博物館、編纂項目、口述史、學術期刊，以及相關研究機構。學者們致力於蒐集代表清帝國及外國人觀點的材料，並尋找、核實、編輯、出版太平天國史料—這些誕生於太平天國治下的資料，是在經歷了戰後清帝國為根除所有太平異端痕跡而進行的「大清洗」後，倖存下來的。他們的學術熱情參雜著政治因素。從二十世紀初開始，中國的愛國主義政治家與學者們便將太平天國視為革命理想的原初民族主義前驅。其中最有名的例子，便是同樣身為革命家和廣東人的孫中山—他把自己說成是洪秀全第二。蔣介石一開始是認同太平天國的；後來，當他開始推動儒家復興計畫時，才轉而強調自己對曾國藩的認可。湖南人毛澤東在年輕時很欽佩曾國藩，後來才培養出對洪秀全的欣賞之意。
在一九四九年中共革命建國後，對太平天國大業的認同成了政治上的主流看法；共產黨將太平天國領袖視為革命前輩，有意拿太平天國中的特定願景和他們自身革命的部分元素畫上等號。羅爾綱等多產且富有影響力的學者傾其學術生涯，論證太平天國具有進步、愛國、反封建、反帝國主義以及革命等特性。太平天國被賦予重大的解釋性意涵，被視為革命道路的起點，而這條路最終通向了一九四九年共產黨的勝利，並繼續向未來推進。因此，太平天國幾乎無可避免地被描繪成了一場解放婦女、重新分配土地的真正農民運動。在大躍進、文革等政治局勢緊張的年代（後者又以批林批孔時期尤然），太平天國研究作為一種評論時事與抨擊（當下）特定政治人物的管道，而大行其道。 （相關報導： 蔡登山專文：簡又文筆下的太平天國不是階級鬥爭，是民族革命 ｜ 更多文章 ）
從一八九○年代開始，譴責為清盡忠的「漢奸」就成為一種慣例；例如戰勝太平天國的湘軍將領曾國藩，便曾受過這樣的指責。一個世紀後的一九九○年代，官方對現有體制效忠的強調壓過了漢民族主義；在這種情況下，官方才開始為自己的合法性尋找新的依據。在這樣的語境中，曾國藩和孔子都被拿來當作「民族價值觀」的典範，而被模棱兩可地平了反。然而，即使在今天，將太平革命運動說成是一場內戰，仍多多少少踩到了紅線。專注於戰爭造成的傷害與破壞的做法，挑戰了學術及政治上的既得利益；過去十年左右，有一些中國學者已開始這樣做，但那通常代表著對是、非、「好」、「壞」觀點的逆轉，以及對於當下學術與政治正統的否定。許多政治資本、學術資本都被投注來給予太平天國運動正面評價。關注戰時的破壞，被視為否定太平天國運動的革命性及進步性，以及批評一九四九年後的政治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