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楊德昌、柯一正、張毅、陶德辰合力交出一部4段式電影《光陰的故事》，隔年再有侯孝賢、萬仁、曾壯翔各執導一段的《兒子的大玩偶》，開啟了台灣新浪潮電影的時代，揮別過往國片主流形式，以描繪市井小民生活的寫實風格，快速地撼動整個藝文界。
30多個年頭過去，侯孝賢《悲情城市》（1989）、蔡明亮《愛情萬歲》（1994）先後於威尼斯影展擒下金獅獎，楊德昌《一一》（2000）則獲坎城影展最佳導演，而在國際獎項外，更不知多少後輩受到啟發，爭先恐後地踏上電影路。
如今，侯孝賢的《悲情城市》上映已過30年，楊德昌《一一》也將邁入20周年，從當年平地一聲雷，到如今經典不知凡幾，台灣新電影究竟在多少世人心底留下印記？從幾位亞洲影壇大導的回憶裡，或許可以略虧一二。
澎湖海島拍出了山西縣城 賈樟柯稱侯孝賢電影有「救命之恩」
來自中國山西的賈樟柯，曾以《三峽好人》獲金獅獎、於2014擔任坎城主競賽單元評審，更成為首度獲頒發金馬車獎（坎城影展之終身成就獎）的華人導演，是中國第6代導演中，創作力極為生猛的重要人物。
在賈樟柯的電影生涯裡，侯孝賢始終佔有一席之地。1989年，北京天安門事件，同一年，侯孝賢以二二八為命題的《悲情城市》，在威尼斯影展風光抱獎，當時賈樟柯仍在山西縣城準備高考，並在書報攤讀到了這則消息。
在賈樟柯所寫的《侯導，孝賢》中如此描述，當讀完《悲情城市》介紹裡二二八事件時，「一片殺氣已經上了我的脖頸。大陸上演的政治事件剛剛過去，海峽對岸的台灣卻已經將『二二八事件』搬上了銀幕。」悲情兩字迴盪於他的胸膛，就此讓他無法忘懷。
在侯孝賢所有電影中，《風櫃來的人》對賈樟柯影響尤甚。《風櫃來的人》於1983年上映，是侯導風格的轉型之作，遠赴澎湖，拍一群徬徨青年在小島漁村待不住，最後來到高雄闖蕩的故事。
賈樟柯初看此片時，連風櫃是不是櫃子都不知道，卻感到銀幕上出現的台灣青年，跟山西老家的朋友們際遇極為相似，他形容，這部電影對他有「救命之恩」，讓他認知到可以用自身生命觀點，作為電影主軸，而非只能拍電影學院盛行的主旋律、傳奇故事，並使得他在《小武》裡，首度嘗試以自己的觀點看世界。
後來賈樟柯靠著《小武》去到法國參加影展，終於遇上同樣來參展的侯孝賢，兩人從此結緣，而後賈樟柯苦惱《站台》劇本時，侯導則開導他，這是每個導演都要過的一關，讓他感到無比鎮定。
是枝裕和：沒有認識侯孝賢，我可能不會成為電影導演
日本導演是枝裕和擅長以寧靜的手法，訴說環繞於家庭的糾結，2018年，他以《小偷家族》摘下坎城最高榮耀金棕櫚，是日本繼1997年今村昌平的《鰻魚》後，再度抱回金棕櫚獎座。
在拍片這條一路上，台灣新電影對他的影響不可小覷，是枝裕和去年來台擔任金馬頒獎嘉賓，更擔任大師課程講師，他坦言如果沒有真的認識侯孝賢，自己可能不會成為電影導演。除此之外，是枝裕和跟台灣的牽繫，其實不只電影。 （相關報導： 專訪《菠蘿蜜》導演廖克發：在國家歷史禁忌裡，說一個溫柔的故事 ｜ 更多文章 ）
他的祖父母同姓「是枝」，當年因日本仍有同性不能結婚的傳統，兩人因此私奔來到台灣、落腳高雄；1920年，他的父親是枝兼藏出生，而後在太平洋戰爭時，以台灣兵的身份被徵召入伍，戰後則因灣生身份回到日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