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G時代提早來,台灣如何融入世界級科技巨擘的全球布局?

2020-01-24 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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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時代提早到來,台灣廠商極強大的上下游整合能量,可望在科技冷戰方興未艾的氛圍中搶佔先機(資料照,柯承惠攝)

5G時代提早到來,台灣廠商極強大的上下游整合能量,可望在科技冷戰方興未艾的氛圍中搶佔先機(資料照,柯承惠攝)

隨著物聯網時代的來臨,在多元的產品結構下,未來台積電或台灣半導體廠的客戶,從以往的IBM、Intel等IDM大廠,延伸到高通、蘋果、NVIDIA,未來更將要滿足亞馬遜、微軟、Google,甚至Bosch等多元的需求。華邦、旺宏、聯電都將迎來新商機,而台灣應該做好什麼樣的準備,且布局新世代的產業戰略呢?

原本被看衰的台灣,在2018年走到谷底後,似乎出現谷底翻身的機會。但台灣社會仍選擇以「茫」字迎接2018年的春天。究竟是悲觀的民族性使然,還是因為知識流通的窒礙,導致台灣瀰漫悲觀的情緒。在迎接多元無窮變化的市場商機時,台灣似乎未戰先認輸。

我總認為藝高才會人膽大,台灣低迷的關鍵是不願意從台灣的角度深思,也不願意承擔風險。創業的年輕人談的是咖啡館、小型文創這些容易做風險管控的事業。但我明白,真正成功的創業家,會選擇成功率低於10%、20%的新創領域。如果是每個人都可以無縫接軌的新事業,根本不會是好的創業標的。低失敗率意味著低報酬、低回收,也必須與更多競爭者短兵相接。

領袖的角色是為群眾帶來希望,沒有核心戰略就不會有希望。唯有透過知識、願景的傳遞,才可能創造新的價值。

電視媒體到處都是擠眉弄眼的主播,記者不安於位,社會流通的是名嘴的聲音,真正的國家戰略成為擺飾,上位決策闕如,才是導致社會茫然的關鍵原因。由於找不到長期願景,大家追求短期效益,KPI成為公私部門的避風港,學者說KPI也可以翻譯為「Kill people immediately」。只要訂出KPI,大家照表操課,做不到都是下游包商的問題,而政府官員也順理成章將所有責任推給財團法人,以及貪得無厭的民意代表。

事實上,台灣的產業結構、人口密度、教育水平與智慧手機普及率,都是垂直、分眾應用的樂土。台灣人口密度世界第二,僅次於孟加拉,但台灣3/4是山地,實際上的人口密度更高於孟加拉。其次,台灣教育程度高,智慧型手機普及率高達92%,這也是台灣在臉書、Line普及率高居世界第一的原因。

在台灣,從大家熟悉的電子產品領域,到自行車、機能衣、精密機械,到處都有隱藏版的中堅企業,微軟有意發揮台灣優勢,選擇不同產業場域的優質業者進行深度的合作。亞馬遜雲端服務部門AWS是獲利貢獻主力,但與微軟的差距縮小,因此亞馬遜對於雲端相關的行銷投資,也比以往更為積極。

2018年台北電腦展中,NVIDIA總裁黃仁勳是最受矚目的演講者,他同時也在台灣持續推動各項合作計畫。NVIDIA已宣示以10年為期,與台灣科技部合作,推動一系列的人工智慧合作計畫。雙方的合作計畫將包括五大項目。第一,超級電腦基礎建設投資。第二,NVIDIA研發人員與台灣透過研發計畫雙向交流。第三,透過深度學習機構(Deep Learning Institution),為台灣培養數千名人工智慧人才。第四,結合NVIDIA的新創培育計畫(NVIDIA Inception Program),培育台灣的新創產業。第五,針對台灣投資的重點事業領域,如軌道交通、智慧醫療、智慧城市等領域,提供技術支援與投資。

新思科技是世界級的科技公司,亞太總部的人事、財務功能依然放在台灣。新思科技共同執行長陳志寬表示,台灣的IC設計產業一直都是世界的翹楚,新思提供從IC設計到晶圓代工業者所需要的各種IP服務,台灣是不可或缺的戰略伙伴。

來自東協國家的獨角獸公司都有阿里巴巴、百度、騰訊的投資。阿里巴巴布局東協的金流、電商事業,AliPay已經串連了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菲律賓的金流,現在也對台灣虎視眈眈。台灣基於國安理由,對於中國業者多所顧忌,但這些政策的利弊得失、後續影響無人聞問。

台灣新世代的電子工業已有超過30年的歷史了,我們對於全球環境的競合不至於一無所知,也有能力對政府、社會提出建言。只是掌權的民選政治人物,僅關心選票,卻背棄了選民的期待。

《革命的年代》(The Age of Revolution: Europe 1789~1848)是由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所著,描述自法國大革命起,歐洲工業革命席捲全球,當時人們面對了資本流動、生活與價值觀的巨大變遷。因為所有工業指標飛躍成長,所以稱為工業「革命」。

事實上,18世紀中葉的英國,郵政、馬車交通體系已逐漸縮短城市間的距離,18、19世紀交替之際,英國鋼鐵、煤炭用量、產量都大增,資本家投資新技術、鐵路,讓效率提高,但也同時將工資壓低在最低水平,除了獲取最大利益,也成為維持工廠紀律的手段。

英國利用工業實力,購買更多的棉花,做成棉布、衣服回銷印度,並利用盈餘的資金購買亞非農奴;西方帝國主義用船堅砲利讓中國吞下更多鴉片,資本主義與殖民帝國相互為用,貪赧成為那個時代的共同語言。但也因為不平,更多人研究資本家與社會的關係,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對比的研究在19世紀成為顯學,而令人傷感的是過去那些理論的探索,如今再度還原為自私的利益之爭。

過去我們強調效率前緣(Efficiency Frontier),竭盡所能的降低成本,提昇效率。一個蘿蔔一個坑,工業時代的競爭優勢被台商發揮得淋漓盡致。只是這種優勢進入物聯網、智慧應用時代後,在建構跨產業的生態系時面臨了極大的挑戰。各行其是、本位主義的穀倉效應(Silo Effect)在台灣似乎更為明顯。

其次,台灣第一代的科技業創業家,大多30來歲創業,一旦事業有成之後,要他們瞬間拋棄過去的優勢,實在是強人所難,但如果低頭看看自家企業主管升遷流動緩慢,也就意味著社會階層的流動有很大阻力。

硬體產業是分餅,軟體產業得造餅,兩者大不同。「分餅」可以從租稅、土地下手;「造餅」得有很多人共襄盛舉,生態系的建構尤為重要。政府宣布以每兩年內一家獨角獸的速度,培養台灣的新創產業。只是很多大國的發展條件與台灣不同,台灣更適合從韓國、以色列與東協國家模式中尋找獨角獸的發展路徑。

我在創業的過程深刻理解,避免與市場領先者在同一戰場上競爭。我深信差異化、分眾化才是超車的最佳法則。台灣能找到自己的發展模式嗎?當然可能,只是資源有限的台灣,不只要上下一心,還要進行社會觀念的改革。

以科技產業聞名的台灣至今沒有任何一家獨角獸公司,亞洲最大的訂房平台AsiaYo執行長鄭兆剛談到台灣新創的困境,最後找出一個定義新創產業的新方法:那就是只要是政府三不管的,都可以列為「新創產業」。

針對它們類似Airbnb的新事業模式,交通部觀光局認為提供訂房、旅程規劃須有旅行社、旅館執照;使用不同幣別跨境交易,金管會要管;若牽涉報稅,財政部國稅局可能要求更多訂房資料以利徵稅。對新創企業而言,政府輔導措施還沒到位,傳統官僚體系卻開始各種的擾民行為,以填補傳統業務監控的空隙。這就是台灣為什麼沒有獨角獸,是因為對新創企業而言,各政府機構都只願意當乾爹,新創企業找不到親爹,當然只有自求多福的份,而這也與大陸「先鬆後緊」的網路政策正好形成強烈的對比。

面對這些新創企業,政府部門都說不在自己管轄的範圍,急忙將新創企業往外推。其實政府可以反其道而行,讓各部會競爭獨角獸。否則像現在這樣「爹不疼,娘不愛」,新創企業如何能夠成長茁壯。

馬克思爬出了墳頭 誰躲在墓碑後掩嘴偷笑

有人告訴我,現在台灣的新創圈自成圈子,這是對當權、當家的科技產業與政府高官的反撲,甚至是種階級鬥爭。這些話在我們這些威權時代長大的「當權派」聽起來有點膽戰心驚。馬克斯認為歷史是階級鬥爭接續的過程,唯有新的階級設定後,才能改變社會的結構。

有人說,現在台灣更像在進行文化大革命。當年毛澤東鼓勵大鳴大放,紅衛兵砲打司令台。現在台灣的年輕人很幸運,透過人與人、跨階層之間的聯結,或許可以打破階級鬥爭的宿命。

科技與政府主導的影響力正在拉鋸中,長期而言,網路將超越政府的影響力。執政的政府,千萬別將政府可以掌握的官位當成酬庸的工具,別讓不適任的偽專家充斥所屬機構。

科技島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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