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物聯網時代的來臨，在多元的產品結構下，未來台積電或台灣半導體廠的客戶，從以往的IBM、Intel等IDM大廠，延伸到高通、蘋果、NVIDIA，未來更將要滿足亞馬遜、微軟、Google，甚至Bosch等多元的需求。華邦、旺宏、聯電都將迎來新商機，而台灣應該做好什麼樣的準備，且布局新世代的產業戰略呢？
原本被看衰的台灣，在2018年走到谷底後，似乎出現谷底翻身的機會。但台灣社會仍選擇以「茫」字迎接2018年的春天。究竟是悲觀的民族性使然，還是因為知識流通的窒礙，導致台灣瀰漫悲觀的情緒。在迎接多元無窮變化的市場商機時，台灣似乎未戰先認輸。
我總認為藝高才會人膽大，台灣低迷的關鍵是不願意從台灣的角度深思，也不願意承擔風險。創業的年輕人談的是咖啡館、小型文創這些容易做風險管控的事業。但我明白，真正成功的創業家，會選擇成功率低於10%、20%的新創領域。如果是每個人都可以無縫接軌的新事業，根本不會是好的創業標的。低失敗率意味著低報酬、低回收，也必須與更多競爭者短兵相接。
領袖的角色是為群眾帶來希望，沒有核心戰略就不會有希望。唯有透過知識、願景的傳遞，才可能創造新的價值。
電視媒體到處都是擠眉弄眼的主播，記者不安於位，社會流通的是名嘴的聲音，真正的國家戰略成為擺飾，上位決策闕如，才是導致社會茫然的關鍵原因。由於找不到長期願景，大家追求短期效益，KPI成為公私部門的避風港，學者說KPI也可以翻譯為「Kill people immediately」。只要訂出KPI，大家照表操課，做不到都是下游包商的問題，而政府官員也順理成章將所有責任推給財團法人，以及貪得無厭的民意代表。
事實上，台灣的產業結構、人口密度、教育水平與智慧手機普及率，都是垂直、分眾應用的樂土。台灣人口密度世界第二，僅次於孟加拉，但台灣3/4是山地，實際上的人口密度更高於孟加拉。其次，台灣教育程度高，智慧型手機普及率高達92%，這也是台灣在臉書、Line普及率高居世界第一的原因。
在台灣，從大家熟悉的電子產品領域，到自行車、機能衣、精密機械，到處都有隱藏版的中堅企業，微軟有意發揮台灣優勢，選擇不同產業場域的優質業者進行深度的合作。亞馬遜雲端服務部門AWS是獲利貢獻主力，但與微軟的差距縮小，因此亞馬遜對於雲端相關的行銷投資，也比以往更為積極。
2018年台北電腦展中，NVIDIA總裁黃仁勳是最受矚目的演講者，他同時也在台灣持續推動各項合作計畫。NVIDIA已宣示以10年為期，與台灣科技部合作，推動一系列的人工智慧合作計畫。雙方的合作計畫將包括五大項目。第一，超級電腦基礎建設投資。第二，NVIDIA研發人員與台灣透過研發計畫雙向交流。第三，透過深度學習機構（Deep Learning Institution），為台灣培養數千名人工智慧人才。第四，結合NVIDIA的新創培育計畫（NVIDIA Inception Program），培育台灣的新創產業。第五，針對台灣投資的重點事業領域，如軌道交通、智慧醫療、智慧城市等領域，提供技術支援與投資。
新思科技是世界級的科技公司，亞太總部的人事、財務功能依然放在台灣。新思科技共同執行長陳志寬表示，台灣的IC設計產業一直都是世界的翹楚，新思提供從IC設計到晶圓代工業者所需要的各種IP服務，台灣是不可或缺的戰略伙伴。
來自東協國家的獨角獸公司都有阿里巴巴、百度、騰訊的投資。阿里巴巴布局東協的金流、電商事業，AliPay已經串連了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菲律賓的金流，現在也對台灣虎視眈眈。台灣基於國安理由，對於中國業者多所顧忌，但這些政策的利弊得失、後續影響無人聞問。
台灣新世代的電子工業已有超過30年的歷史了，我們對於全球環境的競合不至於一無所知，也有能力對政府、社會提出建言。只是掌權的民選政治人物，僅關心選票，卻背棄了選民的期待。
《革命的年代》（The Age of Revolution: Europe 1789~1848）是由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所著，描述自法國大革命起，歐洲工業革命席捲全球，當時人們面對了資本流動、生活與價值觀的巨大變遷。因為所有工業指標飛躍成長，所以稱為工業「革命」。
事實上，18世紀中葉的英國，郵政、馬車交通體系已逐漸縮短城市間的距離，18、19世紀交替之際，英國鋼鐵、煤炭用量、產量都大增，資本家投資新技術、鐵路，讓效率提高，但也同時將工資壓低在最低水平，除了獲取最大利益，也成為維持工廠紀律的手段。
英國利用工業實力，購買更多的棉花，做成棉布、衣服回銷印度，並利用盈餘的資金購買亞非農奴；西方帝國主義用船堅砲利讓中國吞下更多鴉片，資本主義與殖民帝國相互為用，貪赧成為那個時代的共同語言。但也因為不平，更多人研究資本家與社會的關係，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對比的研究在19世紀成為顯學，而令人傷感的是過去那些理論的探索，如今再度還原為自私的利益之爭。
過去我們強調效率前緣（Efficiency Frontier），竭盡所能的降低成本，提昇效率。一個蘿蔔一個坑，工業時代的競爭優勢被台商發揮得淋漓盡致。只是這種優勢進入物聯網、智慧應用時代後，在建構跨產業的生態系時面臨了極大的挑戰。各行其是、本位主義的穀倉效應（Silo Effect）在台灣似乎更為明顯。
其次，台灣第一代的科技業創業家，大多30來歲創業，一旦事業有成之後，要他們瞬間拋棄過去的優勢，實在是強人所難，但如果低頭看看自家企業主管升遷流動緩慢，也就意味著社會階層的流動有很大阻力。
硬體產業是分餅，軟體產業得造餅，兩者大不同。「分餅」可以從租稅、土地下手；「造餅」得有很多人共襄盛舉，生態系的建構尤為重要。政府宣布以每兩年內一家獨角獸的速度，培養台灣的新創產業。只是很多大國的發展條件與台灣不同，台灣更適合從韓國、以色列與東協國家模式中尋找獨角獸的發展路徑。
我在創業的過程深刻理解，避免與市場領先者在同一戰場上競爭。我深信差異化、分眾化才是超車的最佳法則。台灣能找到自己的發展模式嗎？當然可能，只是資源有限的台灣，不只要上下一心，還要進行社會觀念的改革。
以科技產業聞名的台灣至今沒有任何一家獨角獸公司，亞洲最大的訂房平台AsiaYo執行長鄭兆剛談到台灣新創的困境，最後找出一個定義新創產業的新方法：那就是只要是政府三不管的，都可以列為「新創產業」。
針對它們類似Airbnb的新事業模式，交通部觀光局認為提供訂房、旅程規劃須有旅行社、旅館執照；使用不同幣別跨境交易，金管會要管；若牽涉報稅，財政部國稅局可能要求更多訂房資料以利徵稅。對新創企業而言，政府輔導措施還沒到位，傳統官僚體系卻開始各種的擾民行為，以填補傳統業務監控的空隙。這就是台灣為什麼沒有獨角獸，是因為對新創企業而言，各政府機構都只願意當乾爹，新創企業找不到親爹，當然只有自求多福的份，而這也與大陸「先鬆後緊」的網路政策正好形成強烈的對比。
面對這些新創企業，政府部門都說不在自己管轄的範圍，急忙將新創企業往外推。其實政府可以反其道而行，讓各部會競爭獨角獸。否則像現在這樣「爹不疼，娘不愛」，新創企業如何能夠成長茁壯。
馬克思爬出了墳頭 誰躲在墓碑後掩嘴偷笑
有人告訴我，現在台灣的新創圈自成圈子，這是對當權、當家的科技產業與政府高官的反撲，甚至是種階級鬥爭。這些話在我們這些威權時代長大的「當權派」聽起來有點膽戰心驚。馬克斯認為歷史是階級鬥爭接續的過程，唯有新的階級設定後，才能改變社會的結構。
有人說，現在台灣更像在進行文化大革命。當年毛澤東鼓勵大鳴大放，紅衛兵砲打司令台。現在台灣的年輕人很幸運，透過人與人、跨階層之間的聯結，或許可以打破階級鬥爭的宿命。
科技與政府主導的影響力正在拉鋸中，長期而言，網路將超越政府的影響力。執政的政府，千萬別將政府可以掌握的官位當成酬庸的工具，別讓不適任的偽專家充斥所屬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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