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之後，德國針對納粹暴行鍥而不捨地追查，加上持續對受害者道歉、賠償，將反思深刻融入國民教育中，已成為各國追求轉型正義的最佳模範。但是，德國的反省之路其實並非自動自發，推動這一切的最大功臣：前德國法官鮑爾（Fritz Bauer）被世界遺忘了數十年，直到2016年電影《大審判家》（The People vs. Fritz Bauer）揭密，才又再次重現在世人眼前。
德國國寶演員布卡克萊斯納（Burghart Klaußner）憑《大審判家》奪下巴伐利亞電影獎最佳男主角。（安可電影）
沒有他 納粹罪行恐被世人遺忘
1945年11月，二戰戰勝國組成國際軍事法庭，在紐倫堡對22名納粹軍政首腦進行公審，史稱「紐倫堡大審」（Nuremberg Trials）。大審結束，彷彿正義已經獲得彰顯，世界開始忙於戰後重建工作，邁向嶄新的未來。德國社會高談重建、原諒與共生，因為太多人曾與納粹合作或本身就是成員，無不希望眾人就此遺忘歷史，讓他們免於面對譴責。當時連國家法律都沿用許多納粹時期舊法，希特勒的意志宛如幽靈，在兩個德國陰魂不散。
時任西德黑森邦（Hessen）檢察總長的鮑爾是猶太人，幸運從集中營生還，致力於搜尋納粹戰犯及其罪行證據。面對國內輿論一片和諧，鮑爾並不宣揚復仇，他堅信，追緝納粹是為了誠懇面對過去，唯有如此德國才能擁抱未來，《大審判家》使用鮑爾當年的影像記錄來闡述理念，極為動人。但是當年鮑爾的行動也引來反對者不擇手段的打擊，鮑爾被譏為「一心復仇的猶太人」，只能奮力對抗眾人輕視。
艾希曼逮捕行動與法蘭克福審判
1957年，大好機會上門，鮑爾獲知前納粹要員艾希曼（Adolf Eichmann）的下落，這位人稱「納粹劊子手」、「最終解決方案」（Endlösung）負責人的高官躲藏在阿根廷。鮑爾心想，政府內前納粹官員那麼多，一定不會認真追捕，要如何逮捕這名希特勒的得力助手？於是，鮑爾做了一項驚人決定：叛國。
正確地說，鮑爾選擇將艾希曼下落告訴以色列情報局「摩薩德」（Mossad），這個情報組織在二戰後以追捕、獵殺前納粹成員聞名於世。摩薩德也不負鮑爾期望，成功逮捕、審判艾希曼，也才有了思想家鄂蘭（（Hannah Arendt）的名著《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Eichmann in Jeruselam）。這是繼紐倫堡大審後，第一次有納粹高官接受審判，再次喚醒世人對納粹暴行的重視，也促進了德國政府重啟對納粹成員罪行的追究。
左：著納粹軍服的艾希曼；右：艾希曼於耶路撒冷受審。（圖/維基百科）
1963年，德國終於召開「法蘭克福審判」（Frankfurt Auschwitz trials），首席檢查官正是鮑爾。法蘭克福審判除了追究負責行刑的集中營人員，也將依指示行動的人員確認為共謀，確立了「服從即有罪」的原則，讓「服從指示」和「未親手殺人」不再是洗清罪責的藉口。審判前後20個月的連續報導，讓戰後出生的年輕一代重新了解納粹暴行，開始強力要求追查戰犯，這股力量也開枝散葉，德國政府展開更多道歉、賠償、教育等程序，綿延至今。
（相關報導：
德國轉型正義》德在台協會處長：德國開放檔案 讓受害者知道告密者的名字
｜
更多文章
）
《大審判家》導演拉斯克羅曼（Lars Kraume）認為，鮑爾即使被批評成「愛復仇的猶太人」還是勇於與世界為敵，指認國家不堪的過往，讓德國人得以反省自身，「有這種勇氣的人，不該被大家遺忘。」他說。《大審判家》還給鮑爾應得的掌聲，也獲得德國廣大迴響，榮獲德國電影獎最佳影片、最佳導演、等6項大獎，也被選為2017年代表德國角逐奧斯卡獎的8部強片之一。
鮑爾為了追緝納粹餘黨，不惜背上叛國罪名。（安可電影）
同志傾向成把柄 正義之路比想像更崎嶇
除此之外，拉斯克羅曼更下一城，大膽描繪鮑爾因同性戀傾向而陷入的危機。鮑爾不僅因猶太身分持續收到死亡威脅，性傾向也成為致命把柄，因為當時的德國（西德）依據1935年《德國刑事法第175條》（§175 StGB），把男同性戀間的性行為視為犯罪，最高可處10年以上有其徒刑，鮑爾的政敵就取得他在丹麥與男妓性交易的證明，想藉此逼退鮑爾。
拉斯克羅曼以虛構角色、協助鮑爾的年輕檢察官安格曼（Staatsanwalt Karl Angermann）來凸顯鮑爾性向所帶來的危機。身為鮑爾得力助手的安格曼也是1名同志，他在處理一件同志案件時，對於把男同志性行為看作犯罪行為表示不滿，鮑爾也看出安格曼的「本性」，因此給了判例當建議，顯示鮑爾推動的轉型正義中，若有似無地也關係著同志權益。
《大審判家》揭露鮑爾性向，也為當年受迫害的德國同志族群平反。（安可電影）
不過安格曼終究是年輕氣盛，按耐不住慾望，最後中了鮑爾政敵的圈套，被要脅作證指稱鮑爾正在從事「叛國行為」，而鮑爾又剛好碰上無法引渡艾希曼到德國受審的挫折，但安格曼最後犧牲自我，鼓勵鮑爾堅持促成轉型正義。
當年的德國（西德）因為保守派及宗教勢力龐大，把同性戀視為禁忌，而在1969年、鮑爾過世隔年，西德政府限縮《德國刑事法第175條》適用範圍，但這條不平等法案一直到1994年兩德統一後，才正式廢除。2002年，德國聯邦議會通過《廢除國家社會主義法》（Act of Abolition of National Socialism），撤銷納粹時期被判刑的同志罪名，但1945年後，也就是鮑爾成長年代的《德國刑事法第175條》受刑人卻沒獲得平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