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最令人憂心的政治現象，不是藍綠對立，而是這樣的對立已經逐漸演變成一種「仇恨螺旋」。只要立場不同，就可以被貼標籤；只要被貼上標籤，就可以被嘲諷；嘲諷久了，甚至連家人、孩子都可能成為政治攻擊的延伸對象。
這種現象並非一夕造成。民進黨長期執政下，「抗中保台」逐漸從國家安全論述，滲入日常政治語言，凡是不符合執政論述者，就會被扣上「親中」、「舔共」、「中共同路人」等帽子。當政治討論不再問「你說得對不對」，而是先問「你是哪一邊」，民主社會最重要的理性辯論已經名存實亡。
最近蔣萬安兒子參加台北市國際交換學生計畫引發爭議，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公費計畫涉及公共資源，市長子女獲得名額，社會當然有權質疑甄選標準、利益迴避及程序是否公平。這些問題應該公開檢驗，不能因為涉及政治人物家屬，就禁止社會監督。但當制度質疑逐漸轉化為對未成年人的嘲諷、標籤甚至人格攻擊時，那已經是仇恨動員了。
孩子的父親是市長，不代表孩子必須承擔父親的政治責任；同樣地，孩子是未成年人，也不代表市長的公共權力可以拒絕被檢驗。兩者必須清楚區分。真正成熟的民主，是把矛頭對準權力與制度，而不是把政治怒火轉嫁給沒有政治決策權的孩子。
更令人擔憂的是，這種「先定立場、再找證據」的政治文化，正在侵蝕台灣的公共理性。當一個人只要被認定為是「我們的人」，做什麼都可以被合理化；而只要被認定為是「他們的人」，做什麼都值得懷疑，甚至不需要證據。久而久之，事實已不再重要，立場才是唯一的真理。
這就是台灣「反智」最可怕的地方。
反智不一定是沒有知識，而是拒絕接受與自己立場不同的事實；不是不懂道理，而是只接受對自己有利的道理。政治人物如此，支持者如此，社群媒體上的群體更是如此。
而在反智之外，更令人憂心的是「反善」。
民主選舉固然需要競爭，但政治競爭如果連基本的同理心都可以犧牲，最後傷害的就不只是某一個政治人物，而是整個社會的信任。今天我們可以因為討厭一名市長，而嘲諷他的孩子；明天也可能因為討厭另一名政治人物，而攻擊他的家人。仇恨一旦形成循環，就沒有人能夠置身事外。
執政黨尤其有責任停止這個循環。掌握國家機器與政治資源的一方，不能只在需要時呼籲團結，卻在政治鬥爭中不斷強化「敵我」框架。真正的民主，不是要求人民相信政府，而是允許人民懷疑政府；不是要求人民接受單一答案，而是容許不同答案公開競爭。
同樣地，在野黨與一般民眾也不能把「反綠」當成另一種免於檢驗的通行證。政治監督不能變成另一種仇恨。若我們反對獵巫，就不能只反對對自己不利的獵巫。
台灣真正需要的，是重新建立一條界線。可以批評政策，可以追查特權，可以質疑程序，可以要求政治人物負責，但是不要把家人當成「政治人質」，不要把孩子當成政黨鬥爭的「民主祭品」，更不要因為一個人的政治立場，就否定他的基本尊嚴。
一個成熟的民主社會，不在於大家都說一樣的話，而在於即使彼此意見南轅北轍，仍然願意承認對方是「人」。
如果政治只剩下仇恨，理性就會死亡；如果連善意都被視為軟弱，社會就會失去最後一道防線。
民進黨執政下的台灣，真正需要反思的，也許不是誰比誰更愛台灣，而是我們是否已經在一次次的政治動員中，把自己變成一個「只剩立場、沒有溫度」的社會。
政治可以有敵人，民主卻不能沒有底線；監督可以很尖銳，但社會不能失去善良。
否則，今天我們嘲笑別人的孩子，明天別人也會嘲笑我們的孩子；今天我們用仇恨攻擊異己，明天仇恨也終將回到自己身上。而這，正是逐漸在摧毁台灣社會的「仇恨螺旋」。 （相關報導： 風評：蔣萬安的兒子VS.徐佳青的兒子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美國伊利諾芝加哥大學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