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P 專屬文章 岳健勇觀點：蘇聯解體是否歷史的必然？

從戈巴契夫的「改革和新思維」中，美國看到了削弱和徹底改變蘇聯體制的天賜良機，最終在所有重大問題上，成功迫使蘇聯就範。蘇聯解體是否不可避免，問題本身無關價值判斷和情感好惡。如何理解蘇聯解體，以及如何從中恰當地總結經驗教訓，無疑具有更大的現實意義。筆者以為，鄧小平的改革遠未達到蓋棺論定，言其成功的地步。經驗表明，「威權改革」只可能取得階段性成功，因為任何這樣的改革都繞不開民主轉型的問題，而真正自由開放的市場經濟，很難與封閉的專制政體長期共存。

1991年12月25日，蘇聯解體。這一事件被普京稱為「20世紀最大的地緣政治悲劇」。這一「悲劇」的發生是否必然，中外學界分歧甚大。中國學界受馬克思主義歷史決定論影響，較多傾向於「不可避免」論；西方學界則有相當重要的觀點認為，已發生之事未必非發生不可(Things that happened did not have to happen)。他們認為，蘇聯解體充滿了偶然性，絕非「歷史的必然」。

首先，如果1985年3月出任蘇共總書記的不是戈巴契夫，而是同樣深得安德羅波夫信任的格裡申、羅曼諾夫和吉洪諾夫，後者會忠實執行安德羅波夫的內外政策，蘇聯就不會那麼快垮臺。其實，安德羅波夫更中意的接班人選是阿利耶夫，只是他的非俄羅斯民族背景(亞塞拜然)導致他無法被遴選為最高領袖。

其次，如果戈巴契夫不進行激進改革，他的權力基礎會不斷得到加強，在保守力量支持下，富有政治手腕的戈巴契夫將毫無懸念成為一個無可爭辯的強勢統治者。即使經濟持續不振，也不會動搖蘇聯政治軍事力量的根基，至多不過是延續勃列日涅夫後期的「停滯」，在相當時期內沒有任何力量能夠撼動蘇聯——西方對此前景有務實的評估。

再者，「公開性和民主化」被認為是引爆蘇聯的最根本原因，但如果戈巴契夫在啟動民主化進程後，果斷、及時(1990年初)訴諸直接的「總統統治」，結束政治紛亂，在此前提下鐵腕推進市場化改革，蘇聯解體的可能性同樣微乎其微。

眾所周知，蘇聯改革的肇始者是安德羅波夫。在其上任之初，經濟改革就已在秘密籌畫中。長期擔任克格勃主席的安德羅波夫是著名的強硬派，也是阿富汗戰爭的積極策劃者。然而，安德羅波夫不是個史達林主義者，而是蘇共內部的「自由派」，主張在保持強硬內外政策的同時推進經濟改革，以加強蘇聯國力。

需要指出的是，到安德羅波夫執政時期，蘇聯當局已掃平來自民間的一切反對力量，政權之穩定可謂固若金湯。改革的動力不是來自社會底層的壓力，而恰恰是來自于上層開明派精英對蘇聯體制愈益僵化，導致蘇聯在與西方科技競爭中明顯落伍而產生的焦慮感。 （相關報導： 許劍虹觀點：誰是蘇聯的繼承者─美國還是俄羅斯？ ｜ 更多文章 ）

戈巴契夫是戰後「解凍」時期成長起來的政治精英，他信奉「新列寧主義」，希望通過「自上而下的革命」(revolution from above)——最激進的自由化和民主化，來挽救社會主義。他無意摧毀蘇聯，改革的終極目標是建立「人道的社會主義」(socialism with a human face)，在此基礎上維持蘇聯超級大國地位。

戈巴契夫在很短時間內實現了權力的鞏固。他密切關注並試圖模仿中國同時期的經濟改革，但成效不彰；以財政赤字為代價實施的「加速」戰略(1986年初蘇共二十七大上確立)，也未能改善蘇聯經濟狀況。於是，戈巴契夫1988年10月開始，把改革引向政治領域，全面推動「公開性和民主化」，試圖動員民眾支持，以克服党國體制對經濟發展的桎梏。

問題是，戈巴契夫在經濟改革受挫、而非取得初步成功之際實行政治開放，恰恰釋放出難以控制的民粹力量和民族分離運動，這種「自下而上的革命」不但令經濟改革難以展開，更動搖了蘇共意識形態根基，使蘇聯陷入內外交困的境地。

局面失控首先從「公開性」最早發酵的東歐開始。戈巴契夫決意拋棄「勃列日涅夫主義」，放棄對東歐國家武力干預，任由自由化浪潮席捲社會主義陣營。

戈巴契夫本意是「改良共產主義」，在東歐以及蘇聯探索建立具有某種自由主義特徵的民主社會主義。他沒有料到東歐易幟之徹底，更嚴重低估了東歐倒向西方的速度和決心，不切實際地幻想東歐「後共產國家」繼續保持與蘇聯的政治和軍事同盟。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些前共產主義盟友非但沒有對戈巴契夫的開明感恩戴德，反而要求蘇聯儘快從其領土撤軍，波匈捷等國迫不及待申請加入北約；多個國家甚至很快和美國建立起情報合作，令克格勃多年經營的成果毀於一旦。至1991年中，華約和經互會相繼解散，東歐前社會主義國家義無反顧加入西方陣營。不僅如此，東歐劇變(1988年至1989年)很快反作用于蘇聯——易幟成功大大激勵了蘇聯國內自由化和民族分裂。波蘭團結工會積極滲透蘇聯國內，對西部多個加盟共和國的工潮推波助瀾，進而言傳身教促其向蘇共提出多黨制、取消憲法第六條(編按：共產黨的法定領導地位)等政治要求；東歐多國還公開聲明並採取行動，支持波羅的海三國獨立。

失去東歐——尤其是無條件接受統一後的德國繼續留存北約，是蘇聯在政治和戰略上的重大失敗，不僅嚴重打擊了蘇軍士氣，更令歐洲戰略平衡壓倒性向西方傾斜——華約解散後的蘇聯和北約，在常規力量對比上已呈劣勢。戈巴契夫呼籲用所謂「全歐新安全體系」替代華約和北約，被證明完全是幻覺——北約沒有相應「轉型」的任何跡象。戈巴契夫不顧軍方反對放棄東歐，除了尊重「社會主義多樣性」的考量外，還基於這樣的錯覺——西方不會利用蘇聯的困難，謀求更大的戰略優勢。他急於緩和，為此不惜冒巨大的地緣政治風險，期望從西方獲得蘇聯急需的先進技術，以挽救瀕死的經濟改革。

從戈巴契夫的「改革和新思維」中，美國看到了削弱和徹底改變蘇聯體制的天賜良機，最終在所有重大問題上，成功迫使蘇聯就範。 （相關報導： 許劍虹觀點：誰是蘇聯的繼承者─美國還是俄羅斯？ ｜ 更多文章 ）

早在戈巴契夫上臺前，英美已確定他是未來西方可與之打交道的人。1988年12月7日，戈巴契夫在聯合國大會發表演講，淡化「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大談「全人類利益」，並宣佈單方面裁軍。此番刻意模糊意識形態分歧的演講，被美國資深政治家莫伊尼漢(Daniel P.Moynihan)形容為「意識形態鬥爭史上最驚人的投降聲明」(the most astounding statement of surrender in the history of ideological struggle)。

正是看到蘇聯內部正在發生不可逆轉的巨變，雷根政府決定對蘇聯「四管齊下」：在軍備、第三世界、人權和政治改革四個方面向蘇聯施壓——後兩者被美國正式納入與蘇聯的談判,其實已觸及蘇聯根本制度的改變。美國暗示，除非滿足其條件，否則蘇聯不能指望得到它期望的緩和。

美國還對蘇聯實施秘密戰，如壓低全球油價，減少蘇聯硬通貨收入，令已然捉襟見肘的蘇聯財政雪上加霜。蘇聯不得不大肆對外舉債，外債占國民生產總值比重,從1985年的30%，飆升至1991年的80%。人民生活水準大幅下降，經濟危機已遠超勃列日涅夫的「停滯」時期。

改革失敗導致蘇聯國內彌漫著對英美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說的極度崇拜，改革方案也由此不斷走向激進。從1989年中到1990年8、9月間，改革從「轉向混合經濟」逐步走向幻想一步到位過渡到「成熟的市場經濟」。總理帕夫洛夫以宏觀經濟穩定為前提的穩健改革主張，被得到美國支持、標榜「重建而非改革」(to be built anew, nor reformed)的「500天計畫」(休克療法)輕易壓倒。

美國財長布萊迪(Nicholas Brady)在1991年6月3日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上，清晰勾勒了美國對蘇政策的戰略重點：「……改變蘇聯社會，使其無法負擔國防體系。如果蘇聯採用市場體系，他們就無法負擔龐大的國防部門。真正的改革計畫將使他們成為三流強國，而這正是我們想要的。」

戈巴契夫及其親信對現代經濟一竅不通——其無知程度甚至令經濟學教授出身的美國國務卿舒爾茨驚訝不已——因而很難覺察出美國政策設計中對蘇聯「去工業化」的深遠意圖。並不令人意外的是，不單單是戈巴契夫，此刻（1991年夏）的蘇聯舉國上下，對美國提供「馬歇爾計畫」充滿期待。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告誡戈巴契夫不要對西方援助抱有幻想，但戈聽不進去。1991年7月中旬，美國總統布希在七國集團倫敦會議上明確表示，反對在任何時刻(at any point)向蘇聯提供大規模金融支援；如果提供，也只提供給東歐國家。

此時，比經濟危機更嚴重的挑戰是國家解體在即。事實上，無論是作為蘇共總書記，還是蘇聯總統，戈巴契夫都有過多次機會制止蘇聯滑向分裂。1989年至1991年，黨內精英和強力部門不斷敦促戈巴契夫採取強硬措施；1990年10月，布希為爭取蘇聯在聯合國安理會不否決美國對伊拉克動武，主動表態支持戈巴契夫在蘇聯「恢復憲法秩序」。但戈始終顧慮重重，不敢斷然實施「總統統治」(presidential rule)，致使分離運動愈演愈烈，最終觸發了8.19政變。

政變組織者絕非要恢復史達林主義的舊蘇聯，而是要阻止8月20日新聯盟條約的簽署，該條約將導致國家邦聯化和蘇聯喪失超級大國地位。他們無意推翻戈巴契夫，只想脅迫他為實施國家緊急狀態背書。他們缺乏挺身而出的勇氣和堅強的政治意志力。這註定了政變失敗的命運。 （相關報導： 許劍虹觀點：誰是蘇聯的繼承者─美國還是俄羅斯？ ｜ 更多文章 ）

換言之，政變失敗完全不是因為反政變的力量有多強大——公開支持葉利欽的莫斯科民眾數量非常有限，大約4萬至6萬人。大多數蘇聯人此刻嚮往的是強勢領導者、經濟改善和國家穩定，而非自由民主。他們對戈巴契夫和蘇共極度失望，令他們對這場鬧劇般的政變十分冷漠，寧可做沉默的大多數。

西方態度更值得玩味——在政變首日，西方大國在震驚之餘，已悄然在做與強硬派領導的「復辟後」的蘇聯打交道的準備。

8.19政變失敗的直接後果有二：1、葉利欽的權勢超過戈巴契夫；2、受到嚴重削弱的蘇聯政權再無力量制止國內分離主義。1991年11月，面對蘇聯即將解體的危急形勢，戈巴契夫詢問新任國防部長沙波什尼科夫實施大規模鎮壓的可能性，後者回答：為時已晚！

12月8日，俄羅斯、烏克蘭和白俄羅斯三個加盟共和國領導人，簽署了肢解蘇聯的《別洛韋日協定》(Belovezha Accords)。儘管實際權力已受到嚴重削弱，但作為合法選舉產生的蘇聯總統，戈巴契夫仍有機會放手一搏，發佈總統令否決該協議，從法理上阻止國家分裂。但最終，膽怯和猶豫讓戈巴契夫選擇沉默以對，放棄最後的抗爭，一個曾經強大無比的蘇聯帝國就這樣壽終正寢了。

蘇聯解體的「悲劇」在於，戈巴契夫不瞭解——在俄羅斯-蘇聯這樣長期實行專制統治，尤其是推崇強國家和政治強人的社會，貿然實行政治開放勢必導致局面失控，反過來令改革功虧一簣。俄羅斯歷史上著名的斯托雷平改革提供的重要鏡鑒就是，必須先強固體制，保持對社會的控制，否則無法推動任何有意義的變革。安德羅波夫深諳此理，但他沒有把它告誡給政治經驗不足的下一代領導人。

毫無疑問，蘇聯體制積弊已深，必須進行根本性改革。但如何改，則是一門高深的學問。需要強調的是，蘇聯畢竟有別于傳統社會，它是中等收入、城市化和教育程度很高的現代化國家，更是具有強大軟實力和硬實力的全球性大國，是尖銳對峙的兩極世界中的一極。這一特徵決定了蘇聯在外交上的任何失誤，特別是無條件的單方面退讓，都可能暴露和強化體制的固有弱點。在你死我活的美蘇冷戰中，如此自曝其短在戰略上是致命的。安德羅波夫堅持強硬外交路線，道理就在於此。他指出，在軍備問題上妥協讓步，等於自取失敗。戈巴契夫不理解——均衡裁軍、而非單方面削減本國軍備，以保持與西方戰略均勢，才是爭取緩和及保衛蘇聯國家利益的根本所在。

那麼，有無可能跳出「托克維爾陷阱」——在複雜的內外環境中，既推動有效的改革，又避免國家解體？答案是肯定的，那就是踐行安德羅波夫的保守改革方略：暫緩「公開性」，優先推進經濟改革(perestroika without glasnost)。這並非否認民主化的必要性，而是強調改革序列的重要性。 （相關報導： 許劍虹觀點：誰是蘇聯的繼承者─美國還是俄羅斯？ ｜ 更多文章 ）

沒有「公開性和民主化」，就不會有葉利欽的挑戰，就不會出現失控的民粹主義和民族分離運動，蘇聯就不會失去東歐，西方也就無從利用蘇聯在地緣政治上的失敗。所謂軍工聯合體等利益集團窒息蘇聯改革，以及軍備水準過高拖累蘇聯經濟之說，實屬言過其實的無稽之談。事實上，保持與西方戰略均勢，最終有可能不是拖垮蘇聯，而是「拖垮」(在政治層面上)美國——在地緣政治競爭中一無所獲的美國，面對債臺高築引發的國內強大反對聲浪，極難再將實力政策推行下去——真實的歷史是：美國從1985年開始削減國防開支，而蘇聯保持國防開支增長直到1990年。主張對蘇緩和的民主黨人杜卡基斯，則有極大可能在1988年贏得大選入主白宮。彼時(1980年代末)，西方經濟已進入衰退，這意味著誘導蘇聯施行華盛頓共識經濟改革的「示範效應」會自然消退，這將給蘇聯從容評估和制定恰當的改革方針，提供較大的迴旋空間。

堅拒單方面裁軍，必要時保持東西方關係的「適度緊張」，不但有利於戈巴契夫鞏固權力，更有利於蘇聯國家利益。在冷戰尚未終結之時，發生在1990年8月的伊拉克-科威特戰爭，將極大改善蘇聯的內外處境。首先，美國操縱油價暴跌的秘密戰破產，而中東局勢緊張引起的全球油價暴漲(從7月底至10月中旬上漲1.2倍)不啻於從天而降的「馬歇爾援助」——不但將大大充盈蘇聯財政，穩定蘇聯經濟，還將給困頓中的蘇聯改革注入生機。

其次，沒有蘇聯首肯，美國無法在聯合國通過對伊動武的決議，甚至難以獲得國會支持。更重要的是，面對蘇聯重兵壓境的冷戰主戰場——歐洲，美國輕易不敢從西德向海灣地區大舉調兵，畢竟，蘇聯才是對自由世界的最大威脅。伊拉克是蘇聯在中東的盟友，蘇聯斡旋下的和平，最終將展示蘇聯而非美國主導國際事務的能力，從而加強蘇聯在冷戰和東西方關係中的地位——這與一味迷信緩和、在外交上努力迎合美國，直至默認其無所顧忌出兵中東,幻想能換取到巨額美援，最終把自己邊緣化為美國「小夥伴」(junior partner)的真實情境，有著天壤之別。

戈巴契夫抱持民主社會主義理念，期望通過「新列寧主義」方式來改造國家，但此宏偉理想註定只能經由「保守改革」的路徑來逐步達成。

令許多中國知識份子景仰的開明政治家閻明複，在為蘇聯前部長會議主席雷日科夫所著《大國悲劇——蘇聯解體的前因後果》(新華出版社，2013年)一書撰寫的中文版前言裡，對蘇聯解體和蘇共垮臺，表達了「十分惋惜和遺憾」之情。他認為，「無論如何，蘇聯解體都是一個‘大國悲劇’」。

蘇聯解體是否不可避免，問題本身無關價值判斷和情感好惡。如何理解蘇聯解體，以及如何從中恰當地總結經驗教訓，無疑具有更大的現實意義。

筆者曾與俄羅斯裔著名冷戰史學家祖波克教授(Vladislav M. Zubok)多次討論蘇聯解體問題。

我問：假如安德羅波夫活得長久些，蘇聯會怎樣？

祖波克回答：如果安德羅波夫足夠健康，或者是普京這樣的政治人物領導國家，那麼，蘇聯至今都會安然無恙。

又問：假如蘇聯出了個鄧小平會怎麼樣？

祖波克回答：蘇聯改革會取得成功，因為鄧小平是革命家(revolutionary)。

此回答意味深長！但是，祖波克教授給出的這個答案似有待商榷。這一判斷在西方學界並不罕見，卻恰恰折射出一個長期被忽視的問題。

這裡的分歧，並不在於對歷史事實的判斷，而在於對制度改革可持續性的理解。無論在中國還是在西方學界，關於蘇聯解體的討論，常常伴隨著一種簡化的對照邏輯：蘇聯因政治開放而崩潰，中國因堅持威權改革而「成功」。這種判斷在歷史敘事上看似直觀，卻忽視了發展政治經濟學中的一個關鍵問題：制度改革的成敗，並不取決於是否避免了即時崩潰，而取決於是否在適當階段完成了國家能力的制度化升級。戈巴契夫改革的失敗，不能簡單歸因於政治開放本身，而在於改革未能形成與政治轉型相匹配的國家能力和制度基礎。

筆者以為，鄧小平的改革遠未達到蓋棺論定，言其成功的地步。經驗表明，「威權改革」只可能取得階段性成功，因為任何這樣的改革都繞不開民主轉型的問題，而真正自由開放的市場經濟，很難與封閉的專制政體長期共存——這已被歷史所反復證明。

因此，與其說昔日之蘇聯應當效法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不如說今日之中國更應當正確汲取蘇聯的教訓，在經濟發展取得相當成效，隨時可能墮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時刻，適時開啟公開性和民主化，通過相容法治民主、強國家和自主發展的制度創新，把中國建成一個獨具特色的「民主發展型國家」(democratic developmental state)——這或許是「半邊緣」的中國在冷戰後的自由主義全球化時代，為實現民族崛起的唯一現實選擇。 （相關報導： 許劍虹觀點：誰是蘇聯的繼承者─美國還是俄羅斯？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旅英學者、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政治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