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星期的文章中，我們討論了蘇聯與重慶國民政府的關係從1940年起開始惡化的原因，那就是中華民國在1939年12月24日召開的國際聯盟大會中，針對是否譴責蘇聯侵略芬蘭，還有將蘇聯從國際聯盟驅逐出去的決議案中投下了棄權票。由於國際聯盟的任何決議案，都是要以常任理事國與非常任理事國無異議通過為基礎，沒有投下否決票的中華民國形同投下了譴責與驅逐蘇聯的贊成票。
1928年簽署的《非戰公約》（General Treaty for Renunciation of War as an Instrument of National Policy），讓顧維鈞等中華民國資深外交官對一戰後壟罩在西方國家的反戰情緒有充分瞭解。所以「九一八事變爆發」後，國民政府得以藉由實施「不抵抗」政策的方式，換得西方國家對中華民國的普遍同情，於1933年成功將日本逼出國際聯盟。
在顧維鈞、胡適還有宋美齡等人強大的公關能力施展下，中華民國慘遭日本侵略的形象深植人心，所以即便是全面對日抗戰爆發後還是廣泛受到西方輿論的同情。唯一的差別，是中華民國從手無還擊之力的被侵略者轉而成為了英勇的抵抗者。假若在蘇聯侵略芬蘭的戰爭中，國民政府深植西方人心的反侵略形象就徹底破滅。
然而諷刺的是，蘇聯又是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以來，唯一向中華民國伸出援手的國家。所以蔣中正與顧維鈞等人在國聯支持芬蘭的行為，在國內也遭到一定程度的抵制，比如孫中山先生的公子，時任中蘇文化協會主席的孫科，就是主張不顧一切鞏固與蘇聯外交關係的「親蘇派」。時任駐蘇聯大使的楊杰，則乾脆主動辭掉了自己的駐蘇聯大使職務來向蔣中正提出抗議。
此後希特勒撕毀《德蘇互不侵犯條約》，向蘇聯發起全面進攻，才給蘇聯與納粹共同瓜分歐洲的時代畫下休止符。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蘇聯與中華民國同為接受英美支持的反法西斯同盟國，可史達林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前都不曾給蔣中正好臉色看過。今年為蘇聯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80周年，就讓我們分析蔣中正與蘇聯的鬧翻，究竟給中華民國帶來了哪些利弊得失。
史達林對蔣中正的期望
首先我們要理解史達林這號人物的思維，他比起試圖推動世界革命的列寧而言，其實更像帝俄時代的沙皇。從其參加二戰以前對德國、日本的妥協，乃至於後來他同邱吉爾、羅斯福舉辦的數次國際會議中，尋求的都是蘇聯與軸心國或者同盟國之間的「勢力範圍」或者「緩衝區」來看，史達林所期望的只是蘇聯的鄰國親近蘇聯，而不見得非要這些鄰國通通成為共產黨執政的國家。
雖然在東歐或者北韓這些由蘇聯紅軍親自「解放」的國家，最後都無一倖免淪為共產主義國家，但是史達林還是遵守了他對邱吉爾的承諾，沒有干預英軍對希臘共產黨的鎮壓行動，同時也拒絕支持法國和義大利的共產主義暴動，只因為地中海和西歐在他看來都是英美的「勢力範圍」。這並不是指史達林沒有赤化西歐的野心，而是在與納粹一戰後，蘇聯已失去與英美攤牌的實力。 （相關報導： 英國啟動加入CPTPP 陳冲：台灣應加速經貿談判 ｜ 更多文章 ）
所以蘇聯至少需要20年的時間休養，才能考慮是否要赤化西歐，或者是把世界革命推行到底的問題。在1943年10月舉行的莫斯科會議上，蘇聯外交部長莫洛托夫便開宗明義強調了史達林的主張：「如果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國家想要達成協議，就必須有個分隔，這是你的勢力範圍，這是我的勢力範圍，大家井水不犯河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