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最近又開始討論「普發現金」。總統賴清德宣布，明年將普發現金一萬元；國民黨立法院黨團隨即主張，既然經濟成長亮眼，應該「還稅於民」，把普發金額提高到兩萬元甚至三萬元。
一人多拿兩萬元、三萬元，當然是每個家庭都會關心的事情。
但如果把這件事情放到正在快速改變全球經濟的人工智慧浪潮中，我更想問一個問題：AI創造的紅利，難道就是每個人多拿幾萬元嗎？如果是這樣，我們恐怕把一個非常重要的時代問題想得太簡單了。
AI真正帶來的，不只是一項新的科技產品，而是一場生產力革命。當人工智慧進入製造、金融、醫療、教育、服務與行政管理，企業可以用更少的人力生產更多的產品與服務。生產力提高，理論上可以讓整個社會變得更富裕。問題是：誰得到這個紅利？
如果AI提高了企業的利潤，也提高了擁有資本、掌握技術與高技能人才的所得，但是部分勞工卻因為工作被取代、薪資停滯或缺乏轉型能力而失去原有收入，那麼GDP成長並不代表所有人都同樣分享到AI紅利。這才是AI時代真正困難的分配問題。
「還稅於民」當然可以討論，但不能把「普發現金」與「共享AI紅利」畫上等號。政府把一筆錢平均分給每一個人，是一次性的所得移轉；AI所創造的生產力紅利，則是一個持續性的結構變化。兩者的時間尺度不同，政策意義也完全不同。如果真的希望AI紅利能夠讓更多人分享，政府更應該思考的是：如何把部分新增的財政資源，用於提升人民分享未來生產力的能力。例如，協助受到AI衝擊的勞工重新訓練，讓中低所得家庭的孩子取得更好的教育與數位能力，擴充托育與長照服務，降低家庭照顧負擔，甚至讓更多沒有資本的人有機會參與AI所創造的新產業。
這些政策不像「每人三萬元」那麼容易在選舉場合喊出口號，卻可能比一次性的現金更能改變一個人的未來。尤其台灣正面臨少子化、高齡化與勞動力減少。如果我們把AI視為解決生產力問題的重要工具，那麼AI紅利的分配就不能只停留在「政府發多少錢」的層次，而必須進一步思考：如何讓更多人具備分享AI生產力的能力。
這也讓我想到韓國。
當AI快速改變產業結構時，真正值得台灣觀察的，不只是其他國家有沒有發現金，而是它們如何思考AI帶來的所得與財富重新分配問題。因為AI革命與過去的科技進步不同之處，在於它可能直接進入大量白領與服務工作的核心。
如果未來一個人可以借助AI完成過去需要三個人、五個人甚至十個人才能完成的工作，那麼增加的生產力究竟歸誰所有？這才是我們今天應該開始討論的問題。所以，我並不反對普發現金。當國家財政狀況允許，政府把部分超額稅收回饋人民，本身並非沒有道理。但我們不能因為「發錢」最容易讓人民感受到，就把它當成最完整的財政政策。
更不能因為AI帶來經濟成長，就認為只要把成長的成果平均分成一個紅包，AI紅利就已經全民共享。真正的AI紅利，不只是今天多拿兩萬元，而是明天有沒有能力得到更高的所得。這也是台灣面對AI時代最值得思考的財政與分配問題。
我們究竟要把AI帶來的紅利變成一次性的現金，還是把它變成下一代的教育、下一個勞工的技能、下一個家庭的照顧能力，以及每一個人面對科技變遷的機會？前者是「分錢」；後者才是「分紅利」。
AI時代真正需要的，不只是更大的紅包，而是一套讓生產力成長能夠被更多人分享的制度。如果AI是下一個時代最大的生產力紅利，那麼台灣今天真正應該爭論的，就不應該只是「每人發多少」，而應該是「AI紅利究竟要怎麼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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