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P 專屬文章 黃禾田觀點：Anthropic風暴啟示，台灣AI布局的「雙軌策略」

過去一個月AI界發生的一樁大事，就是美國AI新創公司Anthropic發布的Fable5模型被禁用後又解禁。這件事反映出，美國對如AI等前緣科技擁有全球秩序決定權，而這個秩序，不但會繼續以「鼓勵創新、管制風險與重新開放」的模式運作，而且模式之間轉換的速度，可能會短到措手不及。面對這個秩序，台灣要做的不是對抗，而是確保永遠位居美國「可信賴夥伴」光譜的最前端。

回顧這起事件，Anthropic於6月9日同時發布Mythos5與Fable5兩個大語言模型：Mythos5為該公司能力最強的模型僅開放合作夥伴使用，Fable5則是前者的「安全版本」，以期間限定方式公開給一般使用者。兩個強大模型公開發布後三日，美國商務部即以國家安全為由對Anthropic實施出口管制，要求暫停「任何外國人」使用模型，限制範圍涵蓋美國境內或境外，即使Anthropic自家外籍員工亦不例外；由於無法即時驗證使用者國籍，Anthropic被迫全面下架。商務部的管制要求最終於6月30日解除，Anthropic宣布自7月1日起恢復全球開放使用Fable5；風波歷時三週落幕。

這是美國政府首次將AI管制的對象從硬體晶片延伸到本質上屬於軟體與演算法的大語言模型。就美國國內而言，至今美國聯邦政府對AI技術與AI模型維持低度管制(light-touch)路線：川普上任後撤銷拜登任內發布的AI行政命令、以及廢止基於該行政命令制定的「AI（防）擴散規則」；又於去年7月公布《AI行動計畫》推動對美國「全棧式AI」（Full Stack AI，包含AI運算硬體、雲端與基礎設施、AI模型與系統、AI應用、AI資安防護）產品與服務輸出國際，政策基調是創新優先於事前管制。即便川普於6月2日新簽署「促進先進人工智慧創新與安全」行政命令，訴求的仍是以企業基於自願合作的途徑（a voluntary framework with AI developers）為安全部署前沿模型（Frontier Model）建立監督架構。

然而該行政命令發布10日後，美國政府即動用此項國安授權，首度對美國業者發布行政指導。根據Anthropic的聲明，商務部來函說明以Fable5與Mythos5被發現可遭「越獄（Jailbreak）」（即透過特定技巧繞過模型安全防護機制）為理由，認定模型具國安風險，因此要求暫停服務。對此，Anthropic澄清該項越獄手法涉及網路漏洞技術門檻極低，且屬於業界已知範疇，其他市售公開模型在未經越獄的情況下亦能輕易發現相同資訊。Anthropic聲明要說的是，無論Fable 5和Mythos 5皆並未賦予使用者額外的網路攻擊能力，而因為一項低技術門檻的低階漏洞而實施全面管制，在技術層面與比例原則皆不合理。 （相關報導： 楊聰榮觀點：關注中國AI管制訓練資料下的戰略佈局 ｜ 更多文章 ）

另亦值得一提，今年艾維安峰會G7領袖與Anthropic等三家企業執行長討論「確保AI安全、快速且有效的部署」，會後並呼籲美國應挺身主導AI安全國際規則和標準。商務部此舉恰好凸顯國際合作的結構性困境：美國隨時可以在事前未協調的情況下，單方切斷所有非美國企業的模型使用權，不管是否來自盟邦。

綜合觀察Anthropic事件與G7峰會的討論，至少有三層意涵。

首先，美國對AI管制的介入門檻在於是否存在國安風險。華府釋放的訊號很清楚：商務部考量的不只是資安技術因素，更是包含前沿模型本身具備的潛力與風險。低度管制的邏輯僅適用於AI模型的一般能力；一旦模型能力即將跨越特定閾值，政府隨時可能強力介入。這是因為模型一旦公開釋出便難以召回，若其能力遭用於網路攻擊，例如駭侵並癱瘓能源、通訊、金融等關鍵資訊基礎設施，引發社會與經濟動盪，或滲透國防與軍事情報系統、竊取機密，事後管制已無從防堵損害，此即華府寧可先斷供後檢討比例原則的邏輯。可以預期，隨著模型能力持續增強，這類干預將由個案處理逐步走向制度化，前沿模型也將被視為戰略資產，而非一般商品或服務。

其次，國際AI合作的可行性全然建立在美國的意願。在「美國優先」的邏輯下，盟友合作並非不存在，而是有明確先後：先確保美國核心競爭力，再談與盟友共享。可以快速擴散的，是美國願意釋出的層級；必須從嚴管制的，是美國要獨占的層級。這就延伸到近年國際經貿與經濟安全論述時常提及的「可信賴夥伴」概念。在同樣邏輯下，「可信賴夥伴」並非一種固定身分或亙久聯盟，而是一道依美國需求分級的光譜：同個盟友在不同層級可能落在光譜的兩端。G7的合作安全部署AI，終究要看美國臉色。G7盟友亦想透過科技自主降低對美依賴。加拿大總理卡尼在G7峰會前夕表示，加拿大和歐洲過度依賴少數美國AI模型係屬風險，各國應盡可能擴建並多元化自身技術能力；歐盟則已宣示發展歐盟的AI技術堆疊，並列為重要科技與經濟安全政策。

對台灣而言，前述「可信賴夥伴」光譜分級則在於兩個層次：涉及先進製程、先進封裝、AI伺服器的AI硬體供應鏈，台灣不可或缺；但在前沿模型層級，可信賴的只有美國自己。然而，台灣並不需要追隨加拿大和歐盟，主張完全的技術主權。美國始終是現代國際秩序的創建者與領導者；從技術規則與服務規則的角度，美國也仍有維護國際秩序、供應公共財的意願與能力，管制在十八天內解除、模型隨即恢復全球開放，正說明華府要的是規則制定權與斷供能力的展示，而非退出自己一手建立的秩序。

從更長遠的角度看，如同鐵路、電力、電腦與網際網路，AI終將由前沿科技轉變為通用技術與公用基礎設施；屆時競爭的關鍵不在誰擁有最強模型，而是誰能在新秩序的規則與供應鏈中占據不可替代的位置。基此，真正課題是：如何確保美國持續將台灣置於分級光譜的最前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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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政府的AI擴散規則，恰為此提供說服美國的一條線索。該規則將全球分為三層：第一層享有先進AI晶片的完整存取，第二層須經授權並受配額限制，第三層則全面禁止；且其管制對象不限於硬體，先進AI模型權重同樣被納入同一套分級。此前台灣即列為第一層，與日、韓及多數北約成員並列。這套規則被川普政府撤銷，改採逐案談判，沒有改變的，是美國依舊依自身需求為夥伴分級，只不過拜登時代看重法制與安全對接，川普政府更重實力與利益。沙烏地阿拉伯憑資本與採購承諾即獲准建置主權AI基礎設施，便是明證。

對台灣而言，這意謂說服美國的理由始終須經得起實力與利益的檢驗。首先是供應鏈的不可替代性，此為結構性優勢，非資本所能複製，亦是現行台灣賴以做為可信賴夥伴的主要立基點；其次，台灣應承諾不發展通用前沿模型，與歐盟、加拿大的技術自主訴求恰成對照，此舉係向美國表明「僅做為使用者而非意圖成為競爭者」。惟需闡明，此承諾放棄的僅是通用前沿模型競逐，即美國視為戰略資產、以能力閾值為管制門檻的那一類；至於閾值以下的特定用途模型，則屬台灣可自主保留的空間。

台灣的應對路徑因此是雙軌並行：一方面站穩可信賴夥伴的立場，以硬體層的不可替代性成為「造王者」（kingmaker），隨美國共同創建秩序；另一方面則投入基礎學門訓練，並發展特定用途的小型模型：在語言文化、國防與關鍵基礎設施等領域，以特定用途的模型維持不受制於人的底線韌性。這類模型不追求通用能力、不逼近前沿閾值，因此既能確保台灣理解、運用與治理AI的自主能力，也不會被華府視為培植競爭者的訊號。

放眼台灣的最終目標，前沿模型的使用終將形成「美國－盟友與可信賴夥伴－其他經濟體－敵意國家」的四級管制架構，而Anthropic事件揭示的是在緊急時刻除美國自身，其餘層級可能瞬間齊平。台灣因此要爭取的不只是名目上的第二級身分，而是斷供時最後被切、恢復時最先復用的實質順位。

綜上，Anthropic事件凸顯「可信賴夥伴」是動態的、分級的，且最終由秩序主導者定義。但分級的權力在美國，滿足標準的能力在台灣。台灣毋須因前沿模型的排他性而錯置資源競逐通用模型，合理的路徑是以硬體不可替代性與自我節制的承諾，換取前述實質順位，隨美國共同參與AI時代的規則建構，並從累積基礎能力角度發展特定用途的AI模型，或許才是因應AI時代的務實做法。

＊作者為中華經濟研究院國際經貿政策研究中心分析師 （相關報導： 楊聰榮觀點：關注中國AI管制訓練資料下的戰略佈局 ｜ 更多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