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四年─國共兩黨的轉捩點：《台灣的李登輝時代》選摘（5）

不論推動務實外交、操作軍購案或兩岸密使溝通，這些看似分散的政策行動都指向同一個核心問題，那就是李登輝心目中的「中華民國」到底是什麼？隨著威權體制遠離，如何在理想與現實之間平衡處理國家認同與兩岸關係定位，實屬不易。一九九二年八月國統會第八次會議通過有關「一個中國」意涵的決議文，內容指出中共當局認為「一中」即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而台方則認為「一中」應指一九一二年成立迄今的中華民國，其主權雖涵蓋中國大陸，然而目前治權則僅及於台、澎、金、馬地區。此種把「主權」與「治權」加以區隔、「一中」概念由兩岸各自表述，而且以「台灣」為主體來對待「統一」的概念，為該年秋天兩岸代表於香港舉行事務性會談之後所形成「九二共識」奠定了基礎。

對「中國」意涵的重新界定，是李登輝擔任蔣經國副手以來主張務實面對與解決兩岸問題的延續，此種務實態度與思維甚至曾一度獲得對岸最高領導人的默許；該年（一九九二）九月初當曾永賢與張榮豐在北京與楊尚昆會晤時，對方便開門見山地指出「我們應該不談兩岸是什麼關係，先搞一些實際的事」，強調彼此確實有必要先建立管道，互相交換意見，以避免一些政治騙子從中造謠，楊尚昆還要曾、張兩人傳話給李登輝：「雙方傷感情的話少說，吹牛皮的話也少說，天天罵娘，朋友就交不成了嘛!」雖然楊尚昆透過秘密管道向李登輝展現務實態度，然而李登輝對於中國大陸的認知卻已發生微妙的變化，他認定中共內部充斥問題，中國未來必將出現大亂，台灣實在不應涉入太深。此種先求「自保」的想法並非憑空而來，從蘇志誠與對岸人士溝通的過程中，李登輝逐漸明瞭，中共高層在面對台灣議題上「內部意見分歧，無人敢負責」，在此情況下，兩岸若真的想認真談判並獲得具體成果，恐怕不切實際。

不論李登輝心中的想法為何，當他透過國統會向外界傳遞仍繼續堅持「一中」立場、試圖在「統一敘事」中保留操作空間，這就足以讓大陸內部對中共政權不滿人士，寄未來希望於海峽另一端的「中國」政府，從而暗中投懷送抱，讓國府的大陸工作維持一定的動能。此時台北軍事情報局

以《國統綱領》為指導原則，在兩岸終極統一的前提下持續推動大陸的和平演變，並於一九九二年秋天成功策反解放軍總後勤部軍械部長劉連昆少將，往後六年間李登輝透過劉連昆獲得大量中共內部的機密情報，而劉之所以願意冒險效命，即是認定未來兩岸終將統一，國民黨可以在中國轉型過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相關報導： 川普遇刺特勤犯一大忌？退將爆「保護李登輝」維安插曲：總統叫你等你還真等？ ｜ 更多文章 ）

另一方面，隨著台灣走向民主化，儘管官方仍宣稱兩岸統一的長期目標並未改變，但李登輝的「一個中國」卻變得愈來愈抽象與空洞，成為一種隨時可調整的政治語言。一九九三年秋天，在美國西雅圖舉行的首屆亞太經合會議（APEC）領袖高峰會議上，代表李登輝出席的經濟部長江丙坤公開反駁北京所謂「台灣是中國一個省」的說法，台北外交部接著強調兩岸是各自擁有主權的政治實體。看在西方國家眼裡，李登輝簡直是玩兩手策略：他講給江澤民等中共領導人聽的是「分裂國家之下兩個不同政治實體」，講給國際社會聽的則是「海峽兩岸存在著兩個主權獨立國家」，這不啻把「中國」的概念攪翻、模糊與稀釋掉了。

對海峽兩岸而言，一九九四年可謂重要的轉折點，三月間駭人聽聞的「千島湖事件」引發震撼，二十五名台灣觀光客在浙江千島湖遭劫殺，李登輝不禁痛批中共為「土匪政權」，四月間在李的堅強意志主導下，國民黨第十四屆臨時中全會通過兩年後總統全民直選案，同時以「外來政權」形容國民黨在台統治，大談「身為台灣人的悲哀」。到了五月，李登輝率團訪問中美洲友邦，過境夏威夷時原本想停留一夜，卻因中共施壓而遭美政府拒絕，憤怒的李登輝抵達夏威夷後拒絕下機休息，藉此向華府表示抗議，其心中的怒火其來有自：這麼多年來他苦心推動民主改革，而且即將於兩年後舉行總統直選，然而台灣身為主權國家的地位依然未受到應有的重視。如何成為首位踏上美國本土訪問的中華民國元首，已成為李登輝心中最大願望。

也是在一九九四這一年，李登輝正式提出「社區共同體」的概念，強調透過在地連結的途徑，喚起國人建立新的公民意識，亦即透過民主制度，由全體住民決定台灣未來共同權利所連繫起來的命運共同體。與此同時，他在公開場合的談話中幾乎不再使用「復興基地」一詞，而是頻繁運用「台灣地區」，並明確區隔「大陸的中國人」與「台灣的中國人」，數年後此類新詞彙進一步被演繹為「新台灣人」的概念。該年八月舉行的國民黨十四屆二中全會，當全黨上下都在張羅歡度國民黨建黨一百週年黨慶之際，身為黨主席的李登輝卻公開聲稱「國民黨只有兩歲」，「國民黨百年老店要清倉不賣古董，要老店新開」以及「中國國民黨也是台灣國民黨」，李登輝顯然相信，當政治改革來到即將由全民直接選舉總統的地步時，要實現民主化，非以「台灣認同」與「本土化」作為主軸不可。在此認知下，「台灣」與「中國」無法不成為兩個對立的個體，而非兩蔣時代的一體兩面。誠如西方學者的評論，此時李登輝正透過逐步調整與改造台海地區與台灣現狀，來發動一場足以讓北京領導人坐立不安的「台灣修正主義」（Taiwan revisionism）。

值得注意的是，海峽對岸的中國又何嘗不是同樣在啟動一場另類的「修正主義」？在一九九四這個關鍵年份，北京當局推出三項關鍵性的改革，為其日後大國地位的崛起奠定重要的基礎：一是中共中央放棄計畫指令經濟，改採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如此一來，一個商機無窮的中國國內市場應可被期待；第二，人民幣大幅貶值，使勞動密集產品在國際市場更具競爭力，而奠定其「世界工廠」的地位；第三，中共中央開始實施分稅制，地方稅收百分之五十五上繳北京，使中央政府更有財力取代外資，獨攬各項基礎建設與營運，也更有雄厚的財力擴充軍備，而構成對台的威脅。 （相關報導： 川普遇刺特勤犯一大忌？退將爆「保護李登輝」維安插曲：總統叫你等你還真等？ ｜ 更多文章 ）

隨著「六四」遠颺，歐洲各國紛紛回頭與北京改善關係，台灣的經貿外交牌逐漸失靈，中共也更有餘力壓縮台北的國際活動空間。這一年春天，江澤民在國務院對台經濟工作會議上進行內部談話時，直陳李登輝心裡並不希望統一，「寧做雞頭，不做牛尾，玩兩手策略，不放棄統一的旗號，還利用公開和秘密渠道，不時地放出試探氣球，摸我們的底牌，作出姿態。」從另一件發生在一九九四年的插曲，可以窺知兩岸關係已經來到十字路口，從可管控的分歧走向難以調和的對立。

有鑒於《國統綱領》規定兩岸實現「三通」屬於中程階段，而當時兩岸透過香港的間接貿易額已達一百三十八億美元，海運量達六百餘萬噸，由於三年後香港即將回歸北京，李登輝為權宜之計，提議由海峽兩岸與新加坡三方合資成立一家船務公司，在新加坡註冊，專營兩岸之間的海、陸運輸，台北與北京各占百分之四十五的股份，星方占百分之十，如此將可迴避因直航而引發的主權與管轄權等爭議，又可務實解決兩岸直航的問題。北京當局認為過去數年間兩岸高層透過密使管道溝通順暢，實在無需勞駕新加坡出面，從而要求直接與台北商談。為了協調此事，該年九月，已卸下總理職務改任資政的李光耀專程訪台與李登輝晤面，李光耀興沖沖地提出具體的解決方案，不料李登輝卻利用兩人晤談時機，大談其治國理念在於徹底推行民主化與加強對外關係，接著又批評中共的態度很奇怪，既想要兩岸領導人直接會談，又反對他透過亞太經合會議或即將在日本廣島舉行的亞運場合自然晤面；李光耀聽了便直率指出北京對台灣的未來走向有很深的懷疑，總是擔心會發生「台獨」的情況。

兩李談話缺乏交集共識，話不投機半句多，此後關係漸行漸遠，直到李登輝二○○○年春天卸任，六年內李光耀未再踏上台灣一步。一九九三年新加坡「辜汪會談」結束一年後，北京高層顯然已不再樂見外國政府繼續介入兩岸接觸，但對台北而言，直接面對中共當局又很難避免「中央」與「地方」不對等與地位遭到矮化等敏感問題。當李登輝以民主化與經濟發展作為兩大支柱，亟欲奪回他認為應當得到的外部正當性與國際認可，從而重新形塑自身定位與政治認同之時，兩岸之間基於不同認知所產生的衝突便難以避免，一九五八年金門砲戰以來最大規模的台海危機，在一九九四這一關鍵年份劃下句點之前，即已開始在醞釀之中。 （相關報導： 川普遇刺特勤犯一大忌？退將爆「保護李登輝」維安插曲：總統叫你等你還真等？ ｜ 更多文章 ）

＊作者林孝庭，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研究員，2010年起兼任胡佛檔案館東亞館藏部主任，本文選自作者新著《台灣的李登輝時代：意外國度的重塑》（蓋亞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