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P 專屬文章 MIT教授黃亞生獨家專訪系列一》 強國神話的崩解－北京與西方都搞錯了中國崛起密碼，如今正付出代價

北京公布2026年4.5 至 5%——數十年新低——的成長目標後，外界再次追問同一個問題：中國怎麼了？全球公認的中國研究權威、麻省理工學院史隆管理學院黃亞生教授在《風傳媒》英文新聞網站《The Storm Media》獨家專訪時直指，中國改革開放逾四十年，北京與西方主流其實一直相信同一件事：中國崛起靠的是一部強大的國家機器。這個解讀是錯的。在他看來，中國真正的成功密碼從來不是「強政府」，而是一個正被習近平親手拆解的組合——政治收緊，卻在經濟與知識層面對外開放。一旦這個組合瓦解，穩定就會變成停滯，而北京至今仍在用錯誤的藥方治病。

「強國家神話」：北京與西方共同製造的誤讀

如果要拆解這個誤讀，得先回到黃亞生在其著作《中國模式的終點：從科舉帝制到數位威權，揭露中國式治理制度的宿命》（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EAST: How Exams, Autocracy, Stability, and Technology Brought China Success, and Why They Might Lead to Its Decline）中提出的分析框架。他用兩個概念來解釋中國威權體制為何能長期維持穩定：「規模」（Scale）與「範圍」（Scope）。

所謂「規模」，指的是一致性與執行力——大量複製而品質不變的能力，對應到政治上，就是中央集權與統一指令。「範圍」則是多樣性與開放性——不同所有權、不同聲音、不同思想都能並存的空間。

黃亞生說：「如果你只有規模，你會陷入停滯；如果你只有範圍而沒有規模，你會陷入混亂，真正困難的是怎麼在兩者之間取得平衡。」

問題就出在這裡。過去十幾年，北京與許多西方觀察者都把中國的成功，錯誤地只歸因於前者——規模、國家能力，以及大筆投入基建與科技的「有為政府」。

「自 2008 年以來，有越來越多人認為，中國的成功是因為政府的規模與權力——因為政府能夠大規模建基礎建設、投資科技。但我不認為這是正確的解讀，」他說，「如果把那套政策推到極端，就會遇到問題。我相信中國現在正在碰上那些問題。」

真正的成功配方：政治管控＋經濟與知識開放

黃亞生的解讀與北京的官方敘事幾乎是反向而行。他認為，1978 年後中國之所以能快速成長，靠的是一種特定的「不對稱混搭」——政治上維持高度的規模（一黨專政、中央集權），但在經濟與知識層面保留了相當的範圍（對外開放、所有權多元、學術流動）。

「中國共產黨是一個威權體制，缺乏政治自由與思想自由。但在經濟層面，它相當去中心化，對外部世界也相當開放——對台灣的投資人開放，對香港、美國、歐洲的資本開放。在學術研究方面，這個國家也非常開放，」黃亞生說，「我自己就是受惠於那種開放，才能到美國念書。」

在他看來，真正帶動中國躍升的，是這種「政治規模＋經濟與知識範圍」的組合，而不是某種抽象、可以出口的「中國模式」神話。「正是這個組合，帶來了經濟快速成長，也帶動了中國人民收入的提升。這才是中國故事的真相。」

香港的教訓：成功企業靠的是法治，不是黨的智慧

要理解「範圍」在現實中的作用，香港是一個不能被抹去的關鍵角色——也是一個在北京敘事中被刻意淡化的主角。

「香港為中國經濟提供了一些中國本身不具備的功能」，黃亞生說。早期是行銷與中介——連結中國製造商與西方買家；但更根本的，是法治。

黃亞生直言，「中國本身沒有健全的法治，但香港有。你去看中國許多最具活力的高科技公司，其實很多都在香港註冊——包括阿里巴巴，以及幾乎所有最有動能的生技公司，」他指出。「對中國企業來說，最划算的策略是：借用香港的普通法體系，同時利用中國市場。這個組合，造就了那些公司的成功。」

中國最成功的企業，是那些繞開中國法治缺陷、借道香港取得外部制度保障的企業，而不是完全信賴黨和政府智慧的企業。他進一步指出，「那些說中國根本不需要法治、靠政府智慧就夠了的人，根本沒有看清楚事實。」

如今，香港的自治空間被大幅壓縮，普通法的保護罩逐步變薄，這一塊曾經為中國提供「外掛範圍」的空間，也正在快速消失。

(相關報導：Exclusive | Beijing and the West Both Misread the True Secret of China’s Rise – and China Is Now Paying the Price）

習近平時代：政治與經濟的「範圍」雙雙收縮

在黃亞生的敘事裡，中國近代史可以粗略分成三個階段；真正的斷裂點，不在改革起點，而是在習近平上台之後。

天安門事件後，政治範圍急遽收縮，但經濟範圍反而擴大——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引進外資，民營部門快速成長。這是一種不對稱，但仍具活力的平衡。

「到了習近平時代，發生的事是：政治範圍繼續收縮，而現在，經濟範圍也開始收縮，」黃亞生說。取而代之的，是規模的全面擴張——產業政策的規模、資本投資的規模，甚至中共黨員本身的規模：從3年前寫《中國模式的終點：從科舉帝制到數位威權，揭露中國式治理制度的宿命》時，黨員人數約9600萬，擴張到今天超過1億。

黃亞生說：「規模在擴張，範圍在萎縮。這不是一個好的均衡，體制變得超穩定，但沒有動能，也沒有自我糾錯的能力。」

這個「超穩定」的後果，已經開始在數據上浮現：固定資產投資出現自 1998 年以來首次年度下滑，房地產投資大跌近16%，零售銷售成長跌至疫情後新低，北京今年的經濟成長率目標，也創下數十年新低的4.5至 5%。表面上，這些只是「經濟數據」；在黃亞生的框架裡，這其實是政治與制度失衡透出的警訊。

把故事講錯，就會一路做錯

對黃亞生而言，這不只是學界對歷史成因的爭論，而是會直接導向錯誤政策選擇的認知偏差。

「我在意的是要把中國故事講對，好讓政策結論能夠建立在正確的理解上，」他說。「因為很多人——包括不少西方人——沒有看清楚。他們以為，中國模式就是強政府、精英治國，不需要法治，不需要西方資本。那根本不是事實。」

當北京也開始相信這個錯誤的故事，後果就更嚴重。錯誤地將成功歸因於「強規模」，就會繼續沿著這個方向加碼——壓縮民營部門、強化黨的控制、用產業政策取代市場多元。

對外界而言，真正的風險不只在於中國走錯路，而在於一個走錯路、卻深信自己「走對了」的政權，還在持續加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