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塑日本往南方擴張軌跡的海外台灣人：《帝國之門》選摘（1）

當我們聚焦在地理上、試著掌握以臺灣為中心的日本帝國南半部時，《帝國之門》要宣稱，正如一九○○到一九三○年代，日本帝國陸軍與外務省積極北進朝鮮與滿洲般，臺灣在日本競逐南進的太平洋戰爭中，也扮演著樞紐的門戶。雖然日本的帝國建構具有多向性的特徵，但臺灣的戰略意義在英語系史學論述中卻長期處於被忽略的地位。今日對臺灣的解釋，令人驚訝地仍然與皮蒂（Mark R. Peattie）在一九八四年的觀察頗為一致，也就是「臺灣是日本長期外交策略中的邊陲」：「臺灣是帝國的附屬品，是一個殖民強權下的『新人類』，展現其現代化技巧的實驗場，而非日本戰略關注的核心」。歷史學家用各種方式，展現出臺灣作為一個殖民「實驗場」如何為帝國服務，但臺灣其實比一個實驗據點還具有更多的意義。

無可否認，在一九八七年臺灣解嚴並推行政治與學術自由化後，這座島上的歷史研究產生了劇烈的轉變。自一九九○年代以來，學者開始重寫殖民臺灣的歷史，不再只把它放在由中國主導的漢族反日運動下，當作一種地方案例來研究（這是之前中華民國政府提倡的敘述方式），而是從臺灣的主體性與能動性角度來眺望。文化與文學研究已經描繪了日本殖民統治的多面性，以及它在日本人與臺灣人身分認同形成的互相影響。駒込武、戴維理、巴克萊以及其他人，促進了我們對「日本統治權力vs.殖民地子民」侷限的認知。透過聚焦在臺灣漢人與臺灣原住民的代理人以及種種中介角色上，這些論述揭露了日本帝國階層與範疇的流動性。林滿紅、鍾淑敏、松田廣子與其他人同樣追蹤著跨越臺灣內外邊界的人們在閾限上的流動，這樣的論述突破了日本帝國在空間以及分析上的邊界，遠遠超出它的正式領土限制。

建立在這些挑戰日本帝國標準地理範疇的研究上，本書要審視介於日本在臺灣的殖民統治與更廣泛的國際關係網絡間錯綜複雜的脈絡。傳統上對於母國與殖民地之間雙邊關係的關注，無法完全解釋日本在臺灣的統治角色；這種角色的形成除了東京領導人的意志之外，還有很大一部分是由鄰近的華南與東南亞發展所形塑。故此，臺灣其實是作為接合中日關係，以及日本與東南亞之間的導管而存在。將臺灣視為帝國門戶，讓我們得以揭露由於中日、中臺、日臺、與日本－東南亞關係這些學術子領域的分門別類，而常常被忽略的地區網絡與衝突。帝國的擴張是一種介於國家機構與流動的殖民地子民之間相互競爭的進程，而這些子民的利益並不容易呈現在國家、地方，乃至於民族與種族分類上。 （相關報導： 為何日治時期的台灣人，永遠是次等公民？一名「皇民」的淚水，道盡效忠日本代價 ｜ 更多文章 ）

本書充分受惠於先前臺日學者對殖民地臺灣與日本南進之研究。然而，這些研究往往在地理上聚焦於華南或是東南亞；同時，他們研究的時間點上，也多半集中在戰前（一八九五－一九三七年）或是戰時（一九三七－一九四五年）。在更進一步跨越戰時這個分水嶺、探索殖民地臺灣與南方之間關係的連結與變遷上，《帝國之門》結合了口述歷史與回憶錄，以強調臺灣平民與軍職人員的第一手觀點，這些都是先前學者研究中很少見到的。不只如此，它也依據英、美、新加坡的檔案，對日本南方帝國與英美列強間的帝國競爭進行驗證，提供一種更國際化、也更有比較新的視野。

本書將臺灣概念化為「帝國門戶」，是為了拓展我們對日本領土邊陲地區區域動態的理解。沒有其他日本殖民地在日本於二十世紀上半葉正式與非正式的南向擴張中，扮演著如此關鍵的角色。在一八九五年兼併臺灣之前，日本領導人首先將沖繩（過去被稱為琉球）視為國家的「南門」。自十六世紀以來，琉球王國便在中國、日本與東南亞的海上貿易中扮演著關鍵的中介角色。在一八七○年代，日本占領了琉球群島，將它們納入為沖繩縣，並強調它們在軍事防衛以及前進布署上的潛力。但是在一八九五年後，臺灣取代了琉球成為日本南方帝國門戶。這不只是因為臺灣更接近華南與東南亞、離日本列島更遠，其土地面積與人口也是沖繩的十五倍。不像臺灣與朝鮮，日本政府並未投入大量資源發展沖繩的基礎建設與工業。成千上萬的沖繩人移居到日本內地的其他地區、臺灣、密克羅尼西亞、菲律賓、夏威夷，甚至是拉丁美洲，只為了尋找更好的社會經濟機會，很少像海外臺灣人一樣成為帝國主義者。至於日本的北方領土，北海道（舊稱蝦夷）則扮演了移民往樺太（庫頁島）的通道。但從另一面來看，樺太從未發展成通往歐亞大陸北方的帝國門戶。

密克羅尼西亞，這片日本海軍在一次大戰期間從德國手上奪走的南太平洋島嶼，在太平洋戰爭期間扮演著帝國的第二道南向門戶。但是直到一九三○年代為止，好幾個因素阻止了密克羅尼西亞成為像臺灣一樣重要的帝國門戶。這片群島太過分散──從馬里亞納群島一路延伸到加羅林群島與馬紹爾群島，且全部面積只有兩千兩百平方公里，是臺灣的十五分之一。雖然密克羅尼西亞以臺灣的糖業為模範，成為蔗糖生產中心，但因為地理位置過於偏遠，以致於這片島嶼無法在戰前的東亞與東南亞扮演起戰略與經濟的角色。在日本的殖民統治階層中，密克羅尼西亞作為國際聯盟的託管地，位階低於臺灣和朝鮮，和樺太以及關東州相當。38在一九三○年代晚期，臺灣總督府甚至尋求合併密克羅尼西亞到自己的治下，作為往外延伸的「南方圈」（Nanpō-ken）之一部分（參見本書第六章）。不只如此，在一九二○年代，密克羅尼西亞的託管地位以及英美強權的限制海軍條約，皆阻止日本在這些島嶼上建造供軍事基地之用的堡壘。只有在一九三○年代中期裁軍協議瓦解後，帝國海軍才使用密克羅尼西亞來扼制介於夏威夷與菲律賓間的戰略航道；它也開始改弦易轍，在密克羅尼西亞建造陸、海、空設施，這些設施在日本於一九四一年攻擊美國太平洋領土時，扮演了關鍵的角色。 （相關報導： 為何日治時期的台灣人，永遠是次等公民？一名「皇民」的淚水，道盡效忠日本代價 ｜ 更多文章 ）

在日本帝國的殖民體系中，最接近且對應於臺灣的，是殖民地朝鮮（一九一○－一九四五年），其被視為帝國通往中國東北滿洲的「北門」。臺灣和朝鮮的殖民政府都致力擴展其勢力範圍，以防衛抗日活動對殖民邊界的攻擊、推進跨邊界的經濟與文化利益，同時提升其在日本帝國中的聲望與戰略重要性。自從十九世紀中葉以來，朝鮮與滿洲的邊界地帶一直是帝國間爭奪流動性與主權上的必爭之地。成千上萬的朝鮮農民穿越圖們江的中朝邊境，在滿洲定居從事農耕。某些朝鮮人為了尋求法律和經濟上的保護，選擇歸化為清朝或俄羅斯的子民，結果引發了中國、朝鮮與俄羅斯間關於統治權的爭論。日本在一九○五年占領朝鮮與關東州並沒有阻止朝鮮移民流入中國東北的腳步。相反地，日本外務省、軍隊與殖民地政府的官員，使用他們對跨界朝鮮子民的治權來推進他們在滿洲剩餘地區的經濟與戰略利益。這種帝國實踐類似於臺灣總督府與外務省在華南採取的手段，也就是日本當局使用「從中國人暴力中保衛海外臺灣人」為藉口，來合理化警察與軍事干預，就像是他們在一九○○年廈門事件中所體現的一樣（參見本書第一章）。

確實，朝鮮總督府比起它的臺灣同僚享有更高的地位與更多的資源。畢竟，朝鮮有著臺灣三倍的面積與四倍的人口。比起臺灣，日本的軍隊大量駐紮在朝鮮與南滿──這些地方扮演了對抗北邊俄羅斯的國防緩衝區，以及進出中國東北的軍事通道。諷刺的是，外務省與陸軍高度關注滿朝邊境，反而給臺灣總督府更多餘裕去延伸他們在華南的影響力。在滿洲，外務省官員和朝鮮總督府、關東總督府、南滿鐵道公司以及關東軍，一同競逐朝鮮子民的治權。相較之下，外務省在華南投入的資源甚少，並在很大程度上將警察和司法職權授予臺灣總督府，使其在中日戰爭爆發前，得以在華南自主建立根據地。雖然獲得的資源比較少，但臺灣總督府在華南有比較自由的活動空間，而且比朝鮮總督府在中國東北面臨更少的競爭。

其他在西方帝國底下扮演帝國門戶角色的殖民地也是如此，它們的歷史同樣有助於我們對臺灣歷史更深一層的理解。以印度為例，作為大英帝國進入中東和印度洋地區的入口，比臺灣擁有更多的機關自治權以及更大的經濟軍事力量。印度總督府下轄大英帝國規模最大的武力──印度陸軍，主要由印度士兵構成，並由殖民地財政收入提供經費。印度陸軍發動對中東、非洲、亞洲的入侵，且其獲得的領地──海峽殖民地、亞丁、緬甸以及其他地方，都被置於印度治下達數十年之久，直到它們分別變成的殖民地，由倫敦的殖民部監管為止。相較之下，臺灣從不曾擁有自己的獨立軍隊或外交部門，並且在國際關係上仍然聽從東京帝國陸軍與外務省發出的指令。然而，即使擁有遠少於朝鮮與印度的人力和資源，臺灣總督府還是透過海外臺灣人這種「門戶子民」，協助形塑了日本往南方擴張的軌跡。 （相關報導： 為何日治時期的台灣人，永遠是次等公民？一名「皇民」的淚水，道盡效忠日本代價 ｜ 更多文章 ）

＊作者白根晴治 （Seiji Shirane），美國紐約市立大學歷史學副教授，並為亞洲研究計畫的成員。耶魯大學學士、普林斯頓大學博士，專長為日本近代史，特別是日本帝國、殖民臺灣，以及日中關係等議題。本文選自作者著作《帝國之門：日治時期南進擴張浪潮下的臺灣人》（聯經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