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治時期的臺灣攝影:《凝視時代》選摘(2)

2019-07-12 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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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時期的人物寫真。(左岸文化提供)

日治時期的人物寫真。(左岸文化提供)

一八九四年,中日爆發甲午戰爭,清廷戰敗,隔年簽訂《馬關條約》,割讓臺灣,從此開始五十年日本統治臺灣的時期。領臺之初,掃蕩抗日義勇軍和制定理蕃政策成為當務之急。從統治初期到「始政」(開始治理政治)的三十年間,基本上日本對臺灣採取懷柔開放的態度,尤其是日本在大正年間(一九一二-一九二六)因接受近代文明的洗禮而突飛猛進,臺灣也蒙受其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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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政經社會層面來看,「攝影術」在日治時期對臺灣攝影的影響,具有多方潛移默化的作用,特別是攝影藝術的演進。其中,商業寫真館在臺灣攝影的發展中扮演領頭羊的角色,透過鏡像的語彙(如燈光技巧、服飾、佈景、拍攝風格等)開啟民風,也間接促成業餘攝影的濫觴。在研究者和相關文獻相當貧乏的情況下,筆者試著以田野調查所得有限的原作與史料,探索日治時期臺灣攝影的發展。

日治時期寫真帖

顧名思義,「寫真帖」是以「寫真」(照片)製作的「帖」(相簿或相冊),泛指官方以實體寫真或印刷模式所製成的相簿,一般私人會社、家族和個人貼製的相簿,也被認定為「寫真帖」的概念。在西方攝影的進程中,攝影術被應用於册集書頁,而使用「Album」一詞的定義,一部分吻合日治時期對於「寫真帖」的廣泛定義。

寫真帖的應用繁多,一個單位的出遊記錄也可以用寫真,委請攝影業者少量製作,留存紀念。而日治時期寫真帖的出版,大都由總督府所屬機關印製或監製,只有少數與總督府關係良好的日本人(當時稱為內地人)所開設的寫真館,才能接受委託攝製或印刷,很少臺灣人(當時稱為本島人)有機會接受委託拍攝製作官方寫真帖。

在日治時期,官方和法人團體(組合)所印製的內容非常廣泛,從軍事政治、人文活動到天然景物,都是鏡頭捕捉的焦點,而拍攝目的有學術研究、活動宣傳、人物紀念、戰事記錄、風景記錄、建設成果等彰顯臺灣總督府的豐功偉業及對天皇的崇敬。

寫真帖與寫真館

一九○○年,總督府開放民間的印刷事業,從此臺灣攝影便如雨後春筍般地成長茁壯。這些有別於官方監製、以庶民觀點和自主承印的寫真帖,為臺灣人開啟了一扇大門,並看到自身所蘊涵的力量。

臺灣圖書館收藏了不少「遠藤寫真館」所發行監製的寫真帖,如《征臺凱旋紀念帖》、《臺灣蕃地寫真帖》、《蕃匪討伐紀念寫真帖》等。此外,由勝山吉作主持的合資會社「勝山寫真館」,不僅接受晝夜攝影的工作,也兼營十六釐米活動寫真、出版監製「繪葉書」(包含圖像的明信片)等業務。而臺灣人所開設的寫真館,大都以拍攝臺灣家庭照或個人肖像,及外寫出張(外拍)等臺灣人委託的業務為主,很難與日本人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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