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場景，如果不是親眼所見，很難理解其荒謬程度。例如，一場十餘人參與、事前依法通報的工會記者會，卻迎來彷彿重大刑案現場般的警力部署；又例如，一家早已在法院判決中敗訴、被認定其作為確實引發師生不安的財團，依舊可以在公共空間裡，被層層人牆保護得滴水不漏，彷彿真正需要被隔離、被防範的，是那些依法行使言論自由的教師與學生。
這不是一場單純的勞資爭議，也不只是一次名譽權訴訟的勝敗。這是一個關於誰能定義秩序、誰被視為風險、誰又永遠站在「需要被保護」的位置上的故事。
高教工會選在南港中信金融園區外召開記者會，本身並無戲劇性。主題清楚、訴求明確：回應法院判決，批評中信金控以司法訴訟壓制工會言論，並點出其長年介入高等教育所形成的結構性問題。
真正令人側目的，是現場的配置。南港分局派出的警力，遠遠超出活動規模所需。如果再加上中信集團自家保全，以及疑似奉命蒐證的人員，整體人數甚至是記者會參與者的數倍。分局長親自到場指揮，更讓場面顯得過度而緊繃，彷彿現場不是一群教師與學生，而是隨時可能失控的危險分子。
當記者會結束，參與者只是希望靠近園區建築拍照、表達意見，警方卻以「接獲報案」為由主動介入，言語挑釁、態度強硬，彷彿衝突不是被避免的風險，而是被期待的結果。
這一幕，其實並不陌生。它只是再一次提醒我們：在權力不對等的社會裡，警察往往不是站在公共秩序那一側，而是站在資本秩序那一側。
回到判決本身。
臺南地方法院駁回中信金控旗下中信金融管理學院對高教工會的名譽侵害之訴，理由並不激進，甚至稱得上保守而克制。
法院沒有宣告中信金「違法掠奪」，沒有對財團辦學做價值審判，只是做了一件司法體系理應做的事：確認事實、衡量公共利益、保障合理評論的空間。
判決清楚指出，工會所指的「教師遭逼退」、「學生規模縮減」、「校產淪為特定集團控制」，並非憑空捏造，而是基於教師陳情、媒體報導與教育部資料所做的合理推論。法院甚至明白寫道，中信金在特定時期的作為，確實已令在職師生心生不安。
這不是政治宣言，只是基本的事實認定。
然而，正是這樣一份並不激進的判決，卻足以讓一個資本集團感到威脅，足以動用警力、保全與法律團隊，全力圍堵。
所謂「自願」，在結構壓力下還剩下多少自由
判決中最值得細讀的部分，不在於「言論自由」四個字，而在於法院如何理解「逼退」。中信金一再主張，教師是「自願離職」、「簽署優惠資遣」。但法院選擇把鏡頭拉遠，看見制度與情境。
當資訊不對稱、條件被包裝、選項被限縮，當「不簽就全面資遣」成為背景音，當每日打卡、長時間面談成為心理壓力的一部分，那麼所謂的「同意」，究竟還剩下多少自由意志？
法院沒有否認文件的存在，但拒絕把文件當成終局真理。它承認，在組織權力高度不對等的情況下，形式上的自願，往往只是結構性強迫的另一種語言。
這樣的理解，其實非常「不激進」，只是忠實地反映現代勞動關係的現實。
更值得注意的是，這起訴訟並非只關乎教師勞權。
判決與調查資料同時揭露，學生的受教權在轉型過程中被嚴重犧牲。課程安排空洞化、專業不符、掛名授課、必修課程未開，這些並非個案，而是結構性問題。
教育部早年的查核報告早已指出辦學品質低落，學生甚至可能因此延誤畢業。換句話說，這並不是事後才被發現的問題，而是長期存在、被選擇性忽視的事實。當教育被視為資產配置的一環，而非公共承諾，品質自然成為可以被折讓的成本。
「高教禿鷹」這個詞，之所以引發財團強烈反彈，正因為它點出了模式，而不只是指控。
近十年來，中信金控以不同名義、不同法人，陸續介入多所高教與中學體系，往往是在校務體質不佳、資金吃緊之際進場。搭配卸任高官、政商關係與法律資源，形成一套高度成熟的治理模式。這不是單一學校的問題，而是一種以資本邏輯重塑教育場域的結構現象。
法院沒有替這個比喻背書，但也沒有否認其評論的合理性。因為在民主社會裡，公共事務本就應該被尖銳地討論，而不是只留下溫順的形容詞。
法院裡贏了，現實中呢？
或許最諷刺的是：
工會在法院裡贏了，但在現實空間中，依然被當成「需要被處理」的對象；財團在判決中敗訴，卻依然能動用警力、空間與秩序，確保自己不受打擾。
這正是問題的核心。法律可以保障言論不被判為違法，卻無法保證說話的人不被威嚇；判決可以寫下「合理評論」，卻無法阻止權力在法院之外繼續運作。
結語
這場事件最終留下的，不只是判決書，而是一個值得反覆思考的問題：在這個社會裡，誰的安全被視為公共安全？誰的聲音被視為風險？誰的利益，又被默認為秩序本身？
當警力成為資本的延伸，當教育被納入資產表，當說出事實的人需要被層層包圍，我們或許該問的，不只是某一個財團的行為，而是整個制度，究竟正在服務誰。而這，也正是「高教禿鷹」這四個字，之所以讓人如此不安的原因。 （相關報導： 周平觀點：當依法行政成為賤賣公共資產的遮羞布─亞太創意技術學院退場案的制度性警訊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高教工會理事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