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平觀點：亞太技術學院公益董事集體總辭抗議─退場案的制度崩壞

在台灣的公共治理語境中，「退場」往往被包裝成一種技術性問題：學校辦不下去，就依法停辦、清算、結案。只要流程跑完，似乎一切便可翻頁。然而，亞太創意技術學院的退場過程卻清楚揭示：真正的問題，從來不在「退場」本身，而在於退場之後，國家如何對待公共資產，以及主管機關是否仍願意承擔公共責任。

公益董事與監察人集體請辭，是一個極不尋常、卻極為沉重的政治訊號。這不只是對單一案件的不滿，而是對整個制度運作方式的否定。當一群被設計來「防弊」的人，選擇用辭職來自保，社會不能只問「發生了什麼事」，而必須追問：是什麼樣的制度，讓留下來反而變成一種風險？

亞太創意技術學院於108年獲教育部同意停辦。從法規角度看，這只是退場程序的起點；但從行政實務來看，這卻成了責任切割的分水嶺。教育部在核准停辦後，並未即時、有效介入後續監督，反而讓原經營團隊在近乎無人問責的狀態下繼續拖延、擺爛。

結果是什麼？教師長期無薪，卻也無法依法資遣；帳務混亂，債權不清；校產處於高風險狀態，卻缺乏有效保全。這不是單一失誤，而是一種結構性的行政邏輯：只要完成程序上的「停辦核准」，後續問題就交給時間自行消化。

這樣的治理方式，既節省行政成本，也避免政治責任，但代價卻由最弱勢的人承擔，他們是教職員工、學生，以及整體社會。

直到110年，教育部才改派公益董事並獲法院核准進駐。此時的亞太，早已不是一所「準備退場」的學校，而是一個累積多年問題的燙手山芋。公益董事不是來經營學校的，更不是來替誰背書的，他們的角色更像是拆彈專員，也就是在高度不透明、風險密集的環境中，一步步排除爆炸可能。

清算過程中，董事會與清算人完成了大量繁瑣卻關鍵的工作：釐清歷年帳務、確認債權、補發欠薪、完成財報查核、進行不動產鑑價。到113年中，債務總額確認為七千六百餘萬元，而校地與建物的鑑價則高達二十四點五億元。這些成果，代表的是制度仍有可能運作，而非一場注定失敗的鬧劇。然而，也正是在此時，主管機關與公益董事之間的裂痕逐漸擴大。

私校退場條例的核心精神並不複雜：避免校產私有化，確保公共利益優先。然而，在亞太案中，這個原則卻屢屢被行政操作稀釋。

公益董事會始終主張，在帳務未清、債權未明、公共承接尚有可能之前，不應急於拍賣校產。然而，教育部自公益董事上任初期，便不斷要求研議校產分割與處分方案，彷彿退場的終點早已預設為「市場化處理」。

這種態度透露出一個危險訊號：對主管機關而言，拍賣不是最後手段，而是最省事的選項。至於校產是否能回歸公共用途，是否會被賤價出售，似乎並非優先考量。 （相關報導： 周平觀點：年金改革的公私裂縫，有待政府彌補 ｜ 更多文章 ）

教育部多次表示曾協助洽詢承接單位，但實際作為卻漏洞百出。112年至114年間，雖曾函詢部分中央與地方機關，卻未系統性詢問國立大專校院的承接意願，這本身就是程序上的重大缺失。

更荒謬的是，113年教育部誤以為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有承接意願，召開協調會後卻當場遭否認。這不只是行政烏龍，而是顯示承接評估流於表面，缺乏事前溝通與實質準備。若連最基本的承接意向都無法確認，那麼「校產歸公」就只剩下對外說帖。

114年，情勢出現轉機。法人主動擴大徵詢範圍，終於有三所國立大學——國立體育大學、國立聯合大學、國立陽明交通大學——表達初步承接意願。這正是退場條例最理想的結果：公共資產，由公共體系接手。

然而，教育部的回應卻是冷酷的一句「經費不足」。沒有跨部會協調，沒有替代財源設計，只有拒絕。三所學校最終相繼放棄。這一刻，問題已不在於制度設計，而在於政治選擇。當主管機關選擇不為公共利益編列預算，所謂的「校產歸公」便形同虛設。

在承接全面受阻後，清算人不得不研議公開標售。然而，亞太校地多屬特定目的事業用地及山坡地保育區，涉及複雜的用途變更與分區限制。若在規則不明下拍賣，極可能導致校產賤售，甚至成為特定資本操作的標的。

公益董事多次向教育部詢問拍賣資格、用途變更、過戶可能性與價格設定原則，卻只得到抽象回覆，實質問題一概推給其他機關。更嚴重的是，在跨部會協詢尚未完成前，教育部竟以「處分未有實質進展」為由，拒絕撥付清算經費。這等同於一種行政勒索：不照指示拍賣，就讓你無法運作。

在這樣的結構下，公益董事若選擇留下，反而可能成為未來政治與司法追責的對象。一旦校產因拍賣而引發爭議，第一個被質疑的，往往不是躲在程序後方的主管機關，而是簽字的董事。集體請辭，並非情緒化抗爭，而是一種制度性的明志行為。這是用離場來劃清界線，拒絕成為制度失靈的替罪羊。

亞太案的意義，不在於結局如何，而在於它揭示了一個殘酷現實：當退場制度只追求效率，而不願承擔公共責任時，「校產歸公」就會變成一句空話。這不只是教育部的問題，而是整個行政體系對公共資產的態度問題。若行政院與相關部會不正視此案，未來每一次私校退場，都可能重演相同劇本，即公共資產在制度縫隙中流向市場，而社會只能事後追悔。

公益董事已經用最沉重的方式示警。接下來，該被問責的，不是離開的人，而是掌握權力、卻選擇最省事道路的那一方。 （相關報導： 周平觀點：年金改革的公私裂縫，有待政府彌補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高教工會理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