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能想像嗎？一所大學的校務會議裡，主管代表居然佔了六成五，基層教師卻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的席次。這樣的會議，還能叫民主嗎？這不是個別案例，而是台灣許多公、私立大學的日常現實。名義上，大學擁有校務會議這個最高決策機構，負責討論校務重大事項，如學校發展方向、預算編列、學術政策、教師評鑑等等。可是這樣的重要會議，如今卻成了行政主管會議。
原本該是集體討論、理性辯論的制度，如今變成了一場形式化的表演：主席宣讀、主管點頭、通過、散會。程序完美無瑕，民主卻蕩然無存。
根據《大學法》，校務會議應該是大學的最高議事機構，負責議決校務重大事項。法律也規定，教師代表人數不得少於總人數的一半。這條文的用意很明確，就是要確保學術社群在學校治理中有發聲的空間，讓大學自治不只是口號，而是能透過集體 deliberation（審議）實現的制度機制。
但問題出在一個模糊地帶：《大學法》從未明確定義教師代表的資格。於是，許多學校乾脆讓行政主管如院長、系主任、所長都算進教師代表裡。表面上看，教師代表比例確實超過一半，但仔細一查，這些人幾乎全是行政團隊成員。
在某些學校，這種比例甚至高到令人咋舌。以一間中部私立科技大學為例，其校務會議教師代表中有七成為系主任以上職務，其中多數由校方任命。換句話說，校長透過主管任命，就能輕易控制整個會議的方向與決議。校務會議成了行政體系的延伸，教師自治形同虛設。
當主管一手掌握人事與升遷，教師即使被選進會議，也很難暢所欲言。許多老師私下說，開會的時候根本不敢講真話，因為講了真話，可能影響未來評鑑或續聘。大家都知道哪些議題不能碰、哪些提案會惹麻煩。一位公立大學的老師苦笑著說，所以最後大家就選擇沉默。
這樣的沉默不是個人的膽怯，而是制度製造的恐懼。當行政集權滲入學術領域，教師的獨立性被逐步侵蝕。學術自由的根基，不在於個人能否批評政權，而在於能否在自己的學校中，公開討論學術政策與治理方向。當這種內部自由被奪走，外部的言論自由也失去了根據。
於是，大學內部的討論空間越來越窄，反對意見越來越少，會議結論越來越順利。但這種順利，是以壓抑多數人意見為代價的。
高教工會這幾年持續揭露這種荒謬現象。早在幾年前，工會高雄科技大學分部的老師就已經提出警告：主管混充教師代表的現象，不只是個別學校問題，而是制度漏洞。
當主管占多數，校務會議實際上變成主管會議。許多私校甚至乾脆把校務會議當成行政團隊的報告場合，一切議案事前都在小圈圈決定好，到了會議只是照本宣科。即使偶有教師提出意見，也常被一句這不是議程事項或可另案討論給打發。
更嚴重的是，許多私校的學術主管根本不是由教師推選產生，而是校方高層任命。當校長可以同時決定主管人事，又讓這些主管占據校務會議席次，多數校務會議便成了橡皮圖章。 （相關報導： 林健正觀點：校務會議的制度困境與改革契機—從「民主集中制」陰影 走向真正的校園民主 ｜ 更多文章 ）
行政集權的邏輯，逐步滲透到校園每一層面。它表面上追求效率，實際上卻削弱了校內民主監督的機制。校務會議原本應該是意見分歧、理性辯論的空間，如今卻成了「效率決策」的工具。這正是學術界最應該警惕的地方，當「效率」凌駕「民主」，當「順利」取代「討論」，大學的靈魂也就開始被掏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