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大建設爭議中，台灣社會經常看到一種角色：長期站在體制外反對，卻無須承擔政策後果。前國立政治大學地政系教授徐世榮，多年來正是這類公共論述中的關鍵人物。
在台灣公共政策史上，長期存在一種特殊現象：有人不必負責決策、不必承擔後果，卻能反覆介入並左右重大建設進程。十多年來，徐世榮以「土地正義」為名，只要有人邀請、只要議題需要反對聲音，便幾乎對所有都市更新、市地重劃與區段徵收案件採取一致立場：反對。
2013 年前後的士林文林苑案，在長期抗爭下，拒拆戶王家最終獲得遠高於原條件的分配結果，但代價卻由多數早已同意都市更新的住戶承擔。這些住戶長期有家歸不得，當年甚至出現向抗爭學生下跪、懇求停止抗爭的畫面。這場被包裝為「正義勝利」的行動，留下的卻是難以收拾的居住創傷，也使後續都市更新更加困難，只能任由建物持續老化。
2015 年的台南永康鹽行國中設校徵收案，則是另一個明確案例。該案為地方多年爭取的公共設施，程序完整、需求明確，但徐世榮基於一貫的反徵收立場，曾透過社群平台公開發文批評該案，使原本單純的設校議題引發爭議。此舉不但未獲在地支持，反而引起居民與民代強烈反彈，直言北部學者不了解地方實際需求。此時的「土地正義」，顯得與日常生活距離甚遠。
2017 年前後，台南鐵路地下化與中南部軌道建設再度成為反對標的。徐世榮公開質疑其必要性，主張中南部以機車通勤即可，認為捷運建設只會推高房價。這類高度抽離通勤現場的論述，迅速引發輿論反彈，也讓外界清楚看見理念與現實之間的落差。
而來到現在的社子島，更是這條時間軸上的最新一站。這塊禁建超過半世紀的土地，老屋破敗、地權破碎、公共設施長期不足，有屋無地、無屋無地的家庭比比皆是。居民真正期待的，從來不是口號，而是一條可執行的改善路徑與明確時間表。然而，只要相關討論進入實質階段，徐世榮熟悉的反對模式便再度出現：動員外地人士、干擾會議進行、使程序陷入失序狀態，卻始終無法提出一套能同時處理安置、地權與公共建設的完整替代方案。
反對行動持續累積聲量，政策推動則不斷累積延宕成本，而這些成本，從未由反對者承擔。
諷刺的是，在台灣，一名基層清潔隊員因處理價值僅數十元的物品而遭判刑；相較之下，自詡公共良知的明星學者，長年介入並延宕公共建設，造成龐大社會成本，卻無須承擔任何制度責任。這樣的對比，正是許多平民百姓心中真正的不平。
或許，問題的解法並不複雜。既然徐世榮如此堅信自己的理念，懇請民進黨給他一個位置，讓他進入實質行政體系，親自面對社子島的政策選擇、時程壓力與後果承擔。至少，社子島居民可以清楚知道，這條被反對了數十年的路，究竟還要再等多久，又該如何前行，而不是在無止盡的抗爭中反覆打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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