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投書：限縮假釋條件，只是轉嫁風險給基層矯正人員

近日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排審《刑法》修正草案，其中一項重大提案，便是針對無期徒刑受刑人增設不得假釋的條款。這項修法被視為在憲法法庭判決後，面對「死刑實質名存實亡」困境的一道解方，試圖藉此回應大眾對重大犯罪的憤怒與不安。

政客總傾向透過重刑化來回應民意，彷彿只要把犯罪者關得更久、讓他們永無出獄之日，就能換取社會的安心。然而，這種看似果決的修法宣示，往往只是將風險轉嫁給第一線的公務人員，特別是肩負矯正職責的同仁們將受到莫大的衝擊。

當我們剝奪受刑人改過遷善、重返社會的唯一希望時，我們同時也抽掉了整個矯正制度的核心槓桿。設想一下，當一個人認定自己的人生再也沒有任何可能，他會願意配合教化、參與心理輔導嗎？答案顯而易見。這將使監獄從講求管理與教化的場域，瞬間變成高風險的壓力鍋。那些「永無出獄」的收容人，將不再有任何顧忌，行為變得更具攻擊性，而這股無處宣洩的絕望，終將反噬給日夜與他們相處的矯正人員。

這樣的教訓，我們並非沒有經歷過。早年「三振條款」的施行，便是將特定累犯徹底貼上「教化無用」的標籤，事實證明，這非但沒有嚇阻犯罪，反而加劇了監所內部的管理困境。

歷史已經告訴我們，製造更多「沒有希望的人」，並不會讓社會更安全。如今，這項新的重大修法草案，卻是在缺乏足夠科學實證與風險評估的情況下被提出，我們很難不質疑，這究竟是為保障公共安全，還是為了卸除政治責任，並將那份沉重的代價，轉嫁給基層人員來承擔？

要真正解決問題，我們不該一味地限縮法條，而是應該回頭審視制度本身。與其透過無效的重刑化來製造更多管理上的破口，不如務實地修補現有假釋審核的漏洞，讓其更專業、更透明。

同時，政府更該正視矯正體系人力配置與資源的不足，為第一線的公務人員提供更足夠的專業訓練與支持，才能從根本上降低監所的管理壓力，讓他們在執行勤務時，能兼顧安全與尊嚴。這才是一個負責任的政府，應該提出的務實方案。

＊作者為台灣公務革新力量聯盟理事。 （相關報導： 柯文哲遭羈押將滿周年！黃國昌申請路權遭取消後宣布：830全民走讀，告知大眾司法墮落程度 ｜ 更多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