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想像以下情況：在一個不成熟民主的社會中，人民在選舉當中選出一些反對民主制度的人作當權者。他們支持極權主義，無視少數族群的訴求，甚至對反對他們的人發表族群仇恨言論（hate speech）。這個時候我們該怎麼辦？要管制這些仇恨言論，還是容許？
寬容乃民主制與多元社會的基礎
其實這個問題並不容易回答。若果我們要管制或禁止這些仇恨言論的話，會不會違反民主社會的言論自由原則呢？相反，我們不禁止這些支持極權主義的言論，不懲罰攻擊少數族群的言行，這些思想可能會蔓延，有可能摧毀多元民主制度的基礎，最後真的變成了極權政府，一發不可收拾。
民主社會中，寬容的確是基礎。此話何解呢？民主社會其一重要功能，在於能維持多元開放社會，讓擁有各種不同思想背景，屬於不同族群的人能夠生活其中。在這種社會中，理性思辨與公眾討論，讓想法不同的人相互交流，最後「真理愈辯愈明」，不合理的政論便可被排除在外。所有人都有權利參政，亦有義務作公共討論。但是，這種社會不能只有一兩種人，我們卻要對不同的意見寬容，民主社會才能運作；同樣地，民主社會的正常運作，也能反過來保障社會的多元發展，不能以一把聲音蓋過所有人，要防止「一言堂」出現。
但是，這種社會的運作建基於理性及寬容。若果在多元寬容的社會當中，出現了不寬容的人，我們還應否對不寬容的人寬容呢？把不寬容的人排除在寬容社會之外，繼而成為自己也成為不寬容之人？還是，不理會民主社會自我推翻的風險把他們納入其中？顯然兩種態度都有原則上的問題。
Karl Popper 的寬容悖論（Paradox of tolerance）
以上的難題， Karl Popper 在《開放社會及其敵人》曾經提及：
較少人知道的，是寬容的悖論：無限制的寬容最終會導致寬容消失。若果我們把無限制的寬容應用在對待不寬容之人，或者我們對不寬容之人的打擊不作準備，這樣的寬容最終會被破壞。我並不是說，我們經常要管制不寬容的思想，只要我們有理性的公共論點來反抗他們的話，管制這些言論都是不智的。
但我們應該有權宣稱，有必要的時候，我們可以用武力管制這些思想及言論。很多時候，這些極端思想未必有理論討論的層次，他們可能禁止追隨者聆聽理性的論點，以這些欺騙的手法，教導追隨者以槍或拳頭回應討論。所以我們有權宣稱：以寬容之名，我們有權力不去容忍不寬容之人。[1]
他的回答可能會令上世紀經歷過納粹統治的人比較安心，至少這種說法堵塞了諸如法西斯主義重燃的風險。其實，兩次大戰其間的歐洲便正正經歷着這種個難題。當時德國的威瑪共和時期，的確是歷史上具完備民主制度的政體，可是經濟大蕭條，戰敗賠款、戰爭罪責及民族屈辱等等讓不少的民眾漸漸支持納粹黨，當時德國社會民主素養薄弱，對衝鋒隊及國會縱火案等事件不聞不問，亦縱容了納粹黨的坐大。這便是對不寬容的寬容，漸漸令寬容消亡的其中一個例子。 （相關報導： 「買一送一」就原諒說謊業者的台灣人，看看韓國人如何對抗弊案！兇猛程度狠甩台灣十條街 ｜ 更多文章 ）
何時可對「不寬容的人不寬容」？以土耳其政變為例
John Rawls 曾經在《正義論》中討論過寬容的問題，他認為只有在我們要為了自我存續或者自保的情況下，才可以主動干涉這些不寬容者的思想、行為或言論，否則自已亦會變成不寬容者。因為，根據正義原則，人毋須呆等着別人消滅自己，卻有權自我保護（self-preserve）。然而，唯一的難題在於，若果那些不寬容的思想、行為或言論沒有直接威脅，我們該怎麼處理？[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