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梅克爾之後當德國總理，就像是在史恩．康納萊之後扮演007。」《經濟學人》比喻。9月26日德國大選，將帶來兩個確定結果：一是已經執政16年的總理梅克爾將下台，二是不論誰成為接班人，都要面對德國經濟3大挑戰。
近來歐元兌美元匯價在9個月低點徘徊，《華爾街日報》解讀這是市場押注歐元區復甦比美國慢。身為歐元區最大經濟體的德國難辭其咎：今年第2季德國經濟成長率1.6％，低於市場預期，「德國的經濟反彈正面臨風險。」彭博新聞網說。
德國經濟反彈不力，源自製造業面臨疫情及原料短缺。歐洲最大車廠福斯（VW），今年7月全球汽車交貨量下降19％，是今年以來首次單月下降。位於慕尼黑的Ifo研究所指出，8月德國商業信心指數下降幅度超過經濟學家預測。該所所長富斯特 （Clemens Fuest） 說，「情勢實際上是在惡化。」
機械設備出口首輸中國
亟需轉型，維持獨一無二
但原料短缺只是短期問題，長期來說，德國經濟更有三大結構性挑戰。
據德國機械設備製造業聯合會（VDMA）今年7月報告，2020年中國機械設備出口金額為1650億歐元，全球市占率約15.8％，德國則是約15.5％，這是中國在該領域首次超越德國。德國聯邦外貿與投資署甚至預測，2021年機械設備出口，中國將拉大領先優勢至逾4百億歐元。
8月德國《明鏡》周刊引述該署的研究：「中國競爭者正在越來越多的領域超越德國出口商。」據德國經濟研究所（IW）數據，歐盟從中國進口的各種工業產品占比，從2000年的50.7％上升到2019年的68.2％。「在機械設備製造領域，德國可能已經失去與中國競爭的能力。」《明鏡》說。（延伸閱讀：德媒：中國步步進逼歐洲市場，威脅德國工業霸主地位！）
《經濟學人》分析，中國製造的一大優勢，就是工業部門種類齊全，產品從低端跨越到中高端。相形之下，德國不少企業專注利基市場，專業分工的結果，就是缺乏像中國那樣橫跨各領域的完整產業鏈。這次疫情導致原物料短缺，對高度專業化的德企衝擊不小。彭博新聞網也點出，「一旦德國企業平常依賴的供應鏈斷絕，就很難迅速找到替代品。」
雖然中國製造急起直追，但隱形冠軍之父西蒙（Hermann Simon） 在接受商周訪問時認為：中國人口數是德國17倍，而德國隱形冠軍企業有6成在中國設廠生產，「中國製造的絕對金額超越德國，是不可避免的。」
但西蒙也同意，在中國崛起下，德國製造仍必須轉型，而「獨一無二」是未來生存之道。
「如果豐田今天不賣汽車了，世界也不會怎樣。」西蒙告訴商周，沒有豐田，人們還有日產、福斯汽車可以買。但如果德國隱形冠軍企業的雷射機器停產—這些機器在全球許多工廠中使用，「世界製造業的很大一部分將崩潰。」因此德國製造要維持優勢，必須持續保有這個不可替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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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德國製造另一出路，就是品牌價值。今年3月《金融時報》報導，保時捷執行長奧博穆（Oliver Blume）表示，不考慮在中國建廠生產汽車，理由是德國製造才能夠維持保時捷品牌的溢價能力。為了德國製造的聲望，即使付出更高勞動力成本也在所不惜。
放眼其他產業，「獨特」與「品牌」皆是先行者面臨中國競爭的法門。例如智慧手機的先驅是蘋果、三星，當面臨中國平價手機小米等崛起，這些先行者也要轉型，不是主打中國無法取代，就是強調品牌價值。德國製造亦然。
排斥上市削弱競爭力
隱形冠軍落難且數位落伍
德國「隱形冠軍」雖有不可取代性，但現實是它們的市場價值卻不高：身為全球第4大經濟體，在世界前百大市值公司裡，前70名竟沒有任何一家德國公司。甚至連獨角獸—市場估值10億美元以上的新創企業，包括德國在內的歐洲，總數也遠低於中、美。
一些分析認為這是德國工匠精神的優點：專注技術，拒絕股市的金錢遊戲。但輕視市場估值的結果，長期仍會影響德國企業的競爭力。
西蒙指出，問題之一是收購。「2014年至2020年，中國收購了3百家德國公司，其中不乏隱形冠軍。」這些中國企業利用股市籌資， 然後以銀彈收購有技術的德國企業。這可改編15世紀哲學家馬基維利（Nicolas Machiavel）的名言：「技術未必帶來黃金，黃金卻總能帶來技術。」
二是研發。德企不重股市，意味著只能用自己賺的錢來投入研發，不像中、美那些上市企業，可以運用投資人的錢。彭博新聞網引述統計：按規模調整後，中國隱形冠軍在研發方面雇用的人數是德國同行的3倍左右。「德國隱形冠軍必須反思他們排斥上市的心態。」西蒙在商周採訪時說。
更深層問題是，德企市場估值偏低，反映了它們並未跟上時代潮流。
以汽車來說，它是德國最重要出口品，但這些汽車絕大部分建立在內燃機上。未來禁止銷售內燃機汽車的國家越來越多：挪威計畫於2025年逐步淘汰，英國是2030年，歐盟27個成員國則2035年。英國《連線》（Wired UK）今年7月形容，像德國這樣的汽車製造中心，「恐怕將淪為下一個底特律。」
為應對這股趨勢，德國福斯砸下數百億美元向電動車轉型。但並不是每家企業都有福斯汽車這樣的財力。歐洲汽車工業的支柱由大約1萬家中小型零件供應商組成—其中僅德國就有1200家。在電動車潮流下，這些德企的產品恐將過時，即使隱形冠軍也不例外。
例如賽澤（Selzer） ，這間家族企業坐落在德國西部山區丘陵地帶，距離法蘭克福有90分鐘車程，最近一百年來一直生產電機、變速箱零件。汽車市場轉向電動化，對它的業務造成嚴重打擊。自2018年以來，賽澤超過一半員工被解雇；2020年，停止所有學徒制。工程師布蘭登堡（Sybille Brandenburger） 16歲就在該公司工作，至今已經41年，她對英國《連線》表示，「我們都害怕有一天早上我們上班時，大門就關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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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數位化浪潮席捲全球，德國卻是落後者。最近一份歐盟報告中，評比對公民提供線上服務的程度，德國在歐盟27個成員國加英國排名第21。「學校電腦老舊，衛生機關依賴傳真機，城鎮公所很少或根本不提供線上服務—這就是2021年德國的現實。」《德國之聲》描述。《華爾街日報》引述安永德國（Ernst & Young Germany）前執行長巴斯（Hubert Barth）的話：一些德國藍籌股公司在向數位化轉型的過程中「困難重重」。
有些德國企業試圖追上數位化，例如運動品牌龍頭阿廸達斯（Adidas）在德國打造智慧製造，一度被視為「工業4.0」的典範。不過阿廸達斯在2016、2017年分別在德、美興建的兩座智慧工廠（Speedfactory），2019年已宣布關閉，將業務移往人力成本相對較低的中、越。
經濟學上有所謂「路徑依賴」—後人在前人累積的基礎上持續開發，依賴成習後反而帶來創新的障礙。像賽澤這樣的德國隱形冠軍，從產品、技術到員工等一切「上層建築」，都是建立在像內燃機這種傳統製造基礎上。但當內燃機失寵，這些高度專業化的企業難以轉換跑道，也要面臨被淘汰的風險。
再生能源占比萎縮
官僚主義與民粹阻能源轉型
德國原本希望到2022年完全淘汰核電，2038年完全淘汰燃煤電廠。不過，據德國聯邦統計局（Destatis）最新數據，今年上半年煤炭占該國發電27％ ，躍居最大發電來源。而原本是最大電力來源的風電，占比大幅下降，創下自2018年以來最低水準。整個再生能源占發電占比也從逾半萎縮至44％。
「最新數據顯示德國能源轉型面臨挑戰。」《德國之聲》說。德國「棄核煤，保再生」原是為環保，但諷刺的是如今能源轉型受阻，也是因為環保。
據《歐陸新聞》（Euronews）今年9月報導，「官僚主義和憤怒的當地人正在阻擋能源轉型。」例如巴伐利亞引入了1○-H規則，即新的風力渦輪機必須安裝在距離最近的住房至少十倍高度的位置。這導致過去兩年沒有任何一個風力發電案在當地獲得許可。
在德國瓦戈斯豪森（Wargolshausen），一場對決甚至持續10年。因為附近農民提出法律訴訟，投資者被迫拆掉新的風力渦輪機基座，改用舊機型取代。「我們在這個項目上浪費了6百萬歐元。不能再這樣搞下去了， 」投資者魯斯（Jürgen Rüth）抱怨道。
同時，能源轉型還涉及德國的高電價。德國一般家庭支付的電價是全歐盟最高，一般家庭每度電價（包含稅）在去年下半年躍升至0.3歐元，創歷史新高。自2000年以來，德國家庭電費已翻一倍：20年前3人家庭平均每月支付電費41歐元，如今是93歐元。
《明鏡》周刊指出電價高漲的3個原因：首先，發電廠必須為二氧化碳排放支付越來越高的費用。根據歐盟最新法規，能源生產商每排放一噸二氧化碳的成本為54歐元。
其次，再生能源表現不如預期。今年以來德國風力不足、天空陰沉，再生能源僅產生87太瓦時（TWh）的電力，而去年同期為103太瓦時。供給跟不上需求，電價自然上漲。
長期而言，德國電力供不應求的現象恐難消失。今年3月路透引述德國審計署報告稱，2022年至2025年，德國電網可能會出現4.5吉瓦 （GW） 的缺口，相當於十個大型煤電廠。該報告稱，德國經濟部推動能源轉型「太過樂觀，其目標在一定程度上令人難以置信。」
雖然如此，不是所有德國企業都承擔高電價的後果。企業使用電量越大，平均電價越低。因此，一方面是用電量大的德國能源密集型產業卻享有低電價，被歐洲鄰國指控為不公平電價補貼。另一方面，德國中小企業因用電量少，支付電價高。由1萬家德國中小企業組成的「公平能源轉型」組織，發言人紐曼（Ingeborg Neumann）對德國《商報》表示，高電價是「我們競爭力的殺手。」
能源轉型20年，德國面臨電力供不應求、電價制度與節能矛盾的難題。目前德國主要政黨都支持能源轉型，但正如《歐陸新聞》說，「德國迫切需要一個更新的、合理的法律架構，來使能源轉型發揮作用。」看來，能源轉型及其牽動的產業轉型問題，恐怕是下一任德國總理的最大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