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單純的醫學史研究：日治時期，「熱帶神經衰弱」於在台日人之間流行，影響範圍小從個人生產力，大到南進政策的廢存。藉由研究「熱帶神經衰弱」理論上的演變，中研院史語所的巫毓荃助研究員發覺，這不只是單純的生心理疾病，更牽涉在台日人如何於台灣殖民社會中，面對殖民地生活、政治與文化的難題及尋找身分認同。
你今天累了嗎？
注意力散漫、身體懶倦發酸、缺乏活力、嗜睡，有時緊張容易疲勞，晚上失眠，或是常常感到厭煩。以上列舉的諸多症狀，在你的日常生活中是否似曾相識？如果你是身處日治時期的在台日人，那很可能被認定是「熱帶神經衰弱」的受害者。
1930 年代末期，日本南方醫學研究會進行了一次 500 人的調查，報告顯示自從日本殖民台灣以後，在台居住一段時間的日本籍智能性工作者（也就是在台灣處理行政、指導工作的日本人），有很高的比例會出現身心靈越來越遲鈍的現象。包含：頭重腳輕、容易疲倦、怕冷、嗜睡、食慾不振等等；精神上鬱鬱寡歡、注意力無法集中，閱讀、推理能力變差，思考漸漸缺乏邏輯。
在台日人出現了這些症狀，原本嚴謹規律的生活、努力踏實的工作態度，皆一點一滴地消失……焦慮、不滿、傷感、壓迫感湧上心頭，無心工作轉而追逐肉體上享樂。如果在責任感的驅使下逼迫自己工作，不但無法展現效率，反而出現更嚴重症狀。工作與生活節奏被破壞，幾乎到心神狂亂的地步。日治時期，居住在台灣的日本人之間所盛傳的這種「熱帶狂亂」或「南洋呆」，後來被認為是熱帶神經衰弱的表現。
日治時期，位於台灣的日本移民部落。（圖／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
在殖民背景中，對於離鄉到南方的日人處境，當時的從軍作家林芙美子在其著作《浮雲》中，用植物來類比：「植物若不是生長在它們的土地上，一定無法生長得很好。」、「我們失去了在內地時所擁有的旺盛靈魂……像被移植的日本杉，一點一點地枯萎……無意間，我們都成了南洋呆的犧牲品。」
當時任職於台北帝國大學醫學生理部的大喜多孝，也以櫻花做比喻。日本人稱「花之櫻，人之武士」，寄託著日人自豪的武士道精神的櫻花，移到台灣之後，卻「紅得像有毒一般，笨拙地開著」。
日治時期，前往台灣工作的日人逐漸懶散、思想遲鈍，腦袋無法運轉，變得跟自己曾經歧視的南方原住民一樣癡呆。從當時的文獻，不難理解熱帶適應不良是日人心中的恐懼，以及殖民政府首要面對的難題。
光榮的象徵，變成負面的標籤
其實「神經衰弱」這個概念，最早在 1860 年代，由美國神經科醫師 George M. Beard 首先使用，用來解釋身體與精神上的疲勞、緊張、慢性消化不良等，諸多找不到特定病因的身心症狀。並且認為這是只有在美國這樣「高度文明」的國家，人們因為生活步調太快且承受科技進展所帶來的生活與文化衝擊，以致過度使用神經系統而使神經能量耗竭，造成各種身心上的不適。
1860 年代的神經衰弱，類似現代「用腦過度」的概念，是文明進步的象徵，是一種上流社會嚮往、有榮幸才可以得到的疾病。
至於「熱帶」神經衰弱的疾病概念，則是 1902 年初期，西方延伸用來解釋白人前往「熱帶殖民地」後，發生的一連串沒有特定病因的不適，例如 Warwick Anderson 提出的「菲律賓炎」。但引發不適的原因，並非像高度文明的歐美是因為文明進步讓腦力耗竭，而是熱帶殖民地「炎熱難耐」的氣候。
白人的皮膚無法抵抗殖民地熾熱陽光、潮濕氣候，使得身體降低生產熱能與能量，導致一連串的機能耗損與負擔。這樣的醫學理論，賦予當時前往殖民地的拓荒者冒險犯難、英雄的形象。因此，早期在台日人出現一連串的熱帶神經衰弱症狀時，即使身體懶惰精神不振，反而會出現為「國家發展犧牲小我」的認同與優越感，可說是光榮的勳章。
但隨著熱帶神經衰弱醫學理論的轉變，疾病的文化意涵也隨之改變。
1920 年代，精神分析成為美國精神醫學的主流理論，在這個醫學理論的轉變下，「壓抑的性慾望」取代熱帶氣候成為主要的病因。這時的病因被解釋為：由於殖民地缺乏音樂會、戲劇等陶冶身心的文藝活動，隻身在外的殖民工作者的慾望無法被調節、又無法得到滿足，長期下來便憋出各種神經衰弱的症狀。於是，熱帶神經衰弱從光榮的象徵變成負面的標籤。
日人移居台灣讓體質退化？
「氣候決定論」跟「退化理論」的論述出現，影響著 1930 年代內地日本人，如何觀看住在殖民地台灣的日本人。
美國地理學大師 Ellsworth Huntington於 1915 年的著作認為，在不適合文明發展的「氣候」中生存，即使原本擁有優良的基因，還是會退化成劣等體質。在這個歐美中心的思維中，美國北大西洋各洲與英格蘭文明程度若以 100 分計算，日本有 83 到 62 分不等，台灣則只有 32 分。在台日人無疑是暴露在惡劣氣候環境可能「體質退化」的高危險群。
「退化理論」則是源於德國的精神醫學理論，認為飲酒、梅毒，或其他會刺激、傷害神經系統的疾病，造成的影響會經由遺傳延續給下一代。遺傳延續的不良體質與劣等基因，被認為是引發熱帶神經衰弱的原因。
於是，前往充滿瘧疾、瘴癘之氣、且炎熱難耐的南方，飽受各樣刺激的日人，被視為造成民族素質下降的「素質貧乏的日本人」，是與內地優良族群有區隔的「他者」。其後代更被貼上「灣生」、「第二世」等歧視的標籤，被認為是婚姻中不理想的對象、是瑕疵品。
因此，熱帶神經衰弱患者亦有可能是「逃入疾病」。他們因為無法適應殖民地生活，於是假借病痛引起關心或爭取返鄉機會。即使在台日人患者很少提到想要歸鄉的念頭，此理論盛行的日本內地，對熱帶神經衰弱病患的歧視無疑又加深了一層。
放下偏見，從「心」看病因
所幸 1930-1940 年代任職台北帝國大學精神疾病學教室的中脩三教授，用「心因性」的角度切入，並引用森田正馬的理論，為一同經歷殖民地辛苦生活的同胞緩頰。
雖然神經症狀是由神經質的體質所引發，但這並非機能上的缺陷，反而造就了神經質患者更加敏銳、細緻的覺察能力與更嚴格的自我審查。至於神經衰弱諸多病徵，是因為對身體完美健康的強烈追求，才導致對本身微小的不適過度解讀、提心吊膽。
中脩三教授還認為，自我意識強烈的神經質性格，是日本民族文化引以為傲的一環。從這點來看，神經衰弱的在台日人不但沒有喪失原本民族的美德，反而在思鄉的強烈情緒、與熱帶氣候的荼毒下恪守崗位，為帝國的發展貢獻自己。日本政府反而應該要提供更多的資源，改善殖民地環境、降低在台日人的身心負擔。
同樣的一種疾病，隨著時間流轉卻有二元對立的文化意義。
熱帶神經衰弱各種醫學理論此起彼落，並沒有一個明確定見。以 1920 年代為分界，早期是為國家犧牲受苦的光榮形象，之後卻演變成不健康的心理、或有缺陷的體質，是退化與墮落的代表。中脩三的理論為熱帶神經衰弱患者，找回了一些尊嚴與驕傲。
為什麼研究「熱帶神經衰弱」
曾擔任精神科醫師、現於中研院研究醫學史的巫毓荃，當初是在碩士班研究台灣殖民時期精神醫學史時發現「熱帶神經衰弱」這個詞彙。
巫毓荃提到，在日治時期，在台日人很常被診斷熱帶神經衰弱，是殖民政府非常重視的問題。由於病名在史料出現的次數太頻繁了，巫毓荃於是展開研究。剛開始，巫毓荃只想描述分析當時的精神醫學理論與實作，過程中卻發現牽連的層面越來越廣，政治、文化、社會上都有其意義。以至於參考的史料範圍越來越廣，非醫學紀錄的報紙、期刊，都包含在需要蒐集的參考文獻內。
「回顧這段歷史，或許其中最引人注意的面向，就是一場疾病文化意義的戰爭。」巫毓荃提到，醫學概念演變跟社會文化有連帶關係，醫學概念的演變不再是唯一的重點，醫學跟政治、文化的共構關係更是該注意的焦點。
從醫學史的脈絡，巫毓荃發現：「醫學理論的曖昧，讓站在不同立場交戰的人們，都不難找到可以動用的理論資源。」（圖／攝影│張語辰）
「之後我對醫學史的想像就不太一樣了。」巫毓荃表示，原本看似單純醫學議題的熱帶神經衰弱，在 1930 年代的日本議會中，卻成為往「中國東北」或往「南洋」發展兩派的政治角力工具。對於殖民政府來說，深入研究熱帶神經衰弱更有其必要性，因為日人能在台灣生存而不變癡呆，殖民政府才有繼續存在的理由。
同時，在解讀熱帶神經衰弱相關的各派理論時，巫毓荃強調不能忘記存在其中的政治與文化意義。就像 Ellsworth Huntington 強調氣候跟文明關聯的氣候決定論，雖看似有其合理性，卻過度簡化與西方本位，也可能造成複雜的政治與文化效應。
一個族群的文明形成，有很複雜的影響因素：地理、基因、歷史、與現實，都很重要。若僅看見其中一項，例如基因，就有變質為種族主義論述的危險。從歷史來看，以「種族」為範疇，很容易加強或創造偏見。
「必須非常小心，醫學理論的建立與詮釋，不該被特定意識形態或政治目的拿去使用。」巫毓荃提醒地說。
本文、圖經授權轉載自研之有物（原標題：【熱帶神經衰弱】日治時期，在台日人效率與道德流失的惡夢）責任編輯／趙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