扮納粹、田中實加、自自冉冉,為何近來台灣不斷秀下限?拜託,才不是歷史教育的錯

2017-01-06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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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930年代迄今的黨國體制,從來就是法西斯幽靈的延伸,蔣介石既是希特勒的崇拜者,黨國要人更是慨歎希特勒征俄之失,否則反共抗俄早就攻頂。這樣的政權,怎可能透過教育、傳媒來反法西斯……

從2016歲末跨入2017之初,台灣社會因為新竹光復中學的扮裝納粹事件,以及田中實加(陳宣儒)盜畫、偽飾灣生後代的鬧劇,猶如接續的強震,讓這社會再形裂解,空洞、淺碟、內耗……無所遁形。

兩件事分開談,都可侃侃而論且直探核心;但雙箭齊發,輿論也好、鄉民也罷很快就形塑出某種共識──本國歷史教育失職、失敗!但問題真的祇是歷史教育的問題嗎?沒有責任與解放胸襟的公民意識,是撐不起堅實的歷史教育;少了家戶長制的親族羈絆,才可能培養有思想、敢患難的子女;沒有苟且嗜血的傳媒,才可能就事論事談問題。所以一逕把焦點鎖定在歷史教育,祇是單純的卸責。

何況就算聚焦於歷史教育,光是統獨分歧就折騰了所有的人心靈魂,哪可能正視議題、汲取教訓。更進一步說,無論黑格爾或尼采,他們對歷史的見解頗悲觀。

「人類唯一從歷史中學到的教訓,就是人類無法從歷史中學到教訓」,黑格爾如是言。其實他的本意是,「人民和政府從來沒有從歷史中學習到任何教訓、或是依據從中推論而得的原則來行動過。每一個時期所牽涉到的都是專有的情境、處在全然獨特的條件之下,它的規則只能夠以與自身相關、並且僅僅與自身相關的思慮來釐清。在重大事件的進逼之下,一般性的原則幫不上忙。想回返到過去相似的處境,只是徒勞。」

至於尼采則在《權力意志》一書中寫道:「對這個思想我們以它最可怕的形式來想想看,既沒有意義也沒有目標,由無出發又回到無,是不可避免的回歸,永遠如此,即『永劫回歸』(eternal return),這就是虛無主義的極限形式;『無』(亦即無意義)一直持續到永遠!」

須知,過往的歷史教訓,祇能在一種封閉、紀律嚴明的團體內,透過猶如宗教訓諭的傳輸,才可能發揮警醒戒惕的功用,猶太流亡兩千年還能復國,其內蘊源於此,且二戰之後,由政界、學界、影視、文藝串合的「大屠殺產業」(Holocaust Industry),召喚出強力捍護猶太人的文化霸權(話語權),它成為世界史的獨特。這就是今日光復中學觸犯國際(特別是歐美)禁忌而不自知的原因。

然而,無論是官方(總統府、教育部)的回應,或是以色列、德國的譴責,都遭致國內不少的反彈,於是,學生被視為無知羔羊就此輕輕放過,校方的責任亦可能不了了之。更值玩味者,光復中學作為黨國體制的一環,護衛者明顯就充滿黨派色彩,再加上統媒的反向攻訐──祇准反納粹,不許批判皇軍。於是,問題立即轉為藍綠交鋒,再加上一些藍綠各打五十大板的幫閒分子,可想而知,納粹圖騰絕不會在這社會消失不見,所謂教訓云云,較之市場叫賣還廉價!

光復高中伴納粹事件,看出台灣歷史教育的失敗。(圖/pixabay.com,想想論壇提供)
光復高中伴納粹事件,看出台灣歷史教育的失敗。(圖/pixabay.com,想想論壇提供)

當然,從1930年代迄今的黨國體制從來就是法西斯幽靈的延伸,蔣介石既是希特勒的崇拜者,黨國要人更是慨歎希特勒征俄之失,否則反共抗俄早就攻頂。這樣的政權,怎可能透過教育、傳媒來反法西斯,它祇能默許美英的「大屠殺產業」攻佔影視園地。

但以我個人為例,兒時看《勇士們》、《沙漠之鼠》之類的影集,總把德軍描寫成是一群酒囊飯桶,很快地就心生反感,再加上青少年階段的男性容易崇尚軍武,而無論是納粹服裝、圖騰,或是德國國防軍的服裝、配備以及武器,都遠比英美法俄來的醒目,彼時又是二戰結束30周年前後,相關的影視、圖書非常豐富,所以一頭投入希特勒和納粹德國的戰史研究。

藍營煙幕者不知的是,向來在仇日教育下成長的莘莘學子,並不會傾慕日本皇軍,所以關於太平洋戰爭諸史事,我是在晚近十餘年才一一補綴完成;但在「迷人的法西斯」(Susan Sontag語)震懾下,很難不嚮往納粹美學。所以光復中學的納粹扮演既非教改、本土化下的扭曲產物,反倒是黨國體制之必然。

這事件能給予台灣多少啟示?也許教科書會再強化納粹大屠殺之惡,教師在課堂上也會告誡學子們莫在公開場合展示納粹相關圖騰。但這都流於表層,德國本於「克服過去」(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的原旨,逾70年的懺悔、自肅,其心境和執持成王敗寇叢林法則的東方社會是全然迥異。

就因為深信成王敗寇的相對主義,所以有人據此質疑以色列一方面大搞「大屠殺產業」,一方面對巴勒斯坦搞迫害,那憑什麼指責他人搞納粹崇拜!而仇日者則大罵新政府不求日本政府對慰安婦道歉,不譴責日本帝國侵略……非常的理不直氣壯,原因就是不反省!

納粹大屠殺和紐倫堡大審被刻畫成唯一、獨特,就在於理性和野蠻竟然並陳於一個政權、國家,乃至於一個文明內裡,這是「現代性」(modernity)的弔詭,是當代世界的危機所在。不斷強調納粹的絕對至惡(近來台灣流行Hannah Arendt有關「平庸的邪惡」的討論,但在模糊化絕對惡之後,似乎力道就失焦了),才能彰顯道德、正義、責任之必要,普世價值才由此誕生。東方社會就是少了這樣的信念、勇氣與智慧,以致匍匐於天朝相對主義朝殿之下,這正是本國精神耗弱的癥候。

日治時期花蓮港廳吉野移民村。(圖/維基百科,想想論壇提供)
日治時期花蓮港廳吉野移民村。(圖/維基百科,想想論壇提供)

再談到田中實加的例子。統媒膝蓋式反應是,一切都是「李登輝召喚的媚日情結,加上陳水扁鑄造的『愛台灣』本土意識,使得『戀日』和『自戀』兩種心理交互作用。藉由日本作自我投射」;其次,檢討傳媒少了考核作者身分的批判亦不少。而背書者、合作過的藝文界也一一遭到波及,特別是紀錄片《灣生回家》導演黃銘正創痕最深。

而若非日本記者先行拆穿陳宣儒假灣生身分,若非有人於臉書揭發陳宣儒盜圖,那麼陳宣儒勢必仍以灣生代言人自居,繼續在這片海域撈取漁獲。但整個事件祇能以鬧劇一場來痛擊嗎?

歸咎於「戀日」和「自戀」的意識形態解題法,同樣也可複刻到「戀中」和「自戀」的相關議題(如九二共識、和平協議、兩岸一家親),既廉價又偏頗,殊不足取。應該說,從《海角七號》、《KANO》系列電影的熱賣,顯示的是日本殖民台灣的相關史實較以往更能持平論理,而灣生議題在張素玢、鍾淑敏等學者深化著墨後,依庶民風進一步圖像、影視化也是必然之理,陳宣儒此時扮演重要的推手,受到各界的肯定一點都不突兀。

何以日本記者可以拆穿把戲,而台媒就靜悄無聲,除了台媒普遍欠缺相關史實的常識,日本相關的網絡也祇有日本人能打破砂鍋問到底,除非陳宣儒一開始就以眾皆厭之的反派角色現身,否則信任此人是基本禮貌,因此,真該譴責的是陳本人,外界不必以事後諸葛身段說三道四。而紀錄片和灣生議題都有其獨立脈絡,不該受池魚之殃。

當然,陳宣儒事件的反省不該祇是如此。問題在於,灣生屬於近代台灣史的一部分,《灣生回家》書本和紀錄片卻同時囊括城市日本人和農業移民,以人道、溫情手法來處理,固然有弭平殖民傷害的作用,卻也難以梳理那種既統治又受統、既是日本人又是異郷人的情狀。

再嚴格地說,台灣史固然在三十年間由險學變成顯學,但待開拓的領域與人物仍多,且必須時時與時間拔河,所以門檻設定殊為關鍵,門檻若過高(好比以大聯盟的標準來衡量本地棒球人),大概研究都作不下去;當然,門檻若過低,庸俗表象化必不可免,這也是陳宣儒可以趁隙而入的主因。

就現況來說,不可能設定一絕對性的門檻,目前還是祇能謹守人事時地不可錯謬的立場case by case,但遇到陳宣儒這樣的風波才是大考驗,且難以避免。可悲的是,一遇這種風波惡,藍綠統獨的防衛機制通常都會自動出現,然後煙硝塵中一陣廝殺拉鋸後,甭談共識了,連個基本認知都天差地遠,然後一切丟給歷史教育負責!歷史何辜?教育萬能?反省當真艱難無比啊!

台灣新文學之父賴和。(圖/維基百科,想想論壇提供)
台灣新文學之父賴和。(圖/維基百科,想想論壇提供)

當然,除了納粹風波和灣生事件,總統府引賴和詩句「自自冉冉」造成偌大塵煙似也是大新聞。總統府固然作法有待商榷,批評者的政治對峙,不也是讓文學爭議掉落到政治漩渦嗎?這真是茶杯裡的風暴,不該成為變調的分類械鬥,快快處理一例一休爭嚷和年金問題較實在。

作者介紹│晏山農

台灣嘉義市人。走在四年級與五年級之間的鋼索上,此為邊緣一。輔仁大學法律系畢,輔仁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此為邊緣二。原以為會走上學院之路,孰料山彎路轉,先後任職於出版社、雜誌社、報社,前路卻日益艱辛,此為邊緣三。為人作嫁、自己筆耕皆已逾二十年,或可以藏經閣裡的掃地僧自況吧!

熱愛棒球、歡喜讀史、以文學為娛、好哲學宗教淺探、社會學踏勘。最不愛政治,政治若談的多皆因「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著有《島嶼浮光》《學術台灣人》《這不是太陽花學運──三一八運動全記錄》(後兩本與人合著)。個人部落格為「山農木屋」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想想論壇(原文標題:【山農說書】反省之艱難──納粹‧灣生的雙連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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