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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四月間我重新整理出版張國淦的《北洋從政實錄》，另外找到從未出版過的段祺瑞軍師曾毓雋的《曾毓雋回憶錄》，和先前已出版的薛觀瀾的《北洋政壇見聞錄》，這三本可以構成研究北洋的「三書」，其重要性在於張國淦、曾毓雋他們都是實際在北洋政府裡面擔任要職的，整個事件的來龍去脈，他們最清楚不過的。而薛觀瀾更是袁世凱的女婿，親歷親聞的回憶文章，歷歷如繪，其重要性自不待言，比之後人寫有關北洋的書籍，真有若天壤之別。

林紓（琴南）被胡適和鄭振鐸稱為「是介紹西洋近世文學的第一人」，開始了中國「翻譯世界的文學作品的風氣」。「林譯小說」影響後來許許多多的現代作家，包括魯迅及周作人兩兄弟。當時他們在日本留學，只要林紓的譯作一出，他們便從書店買回，看完後還拿到訂書店去改裝成硬紙板書面，青灰洋布書脊的精裝書，以便於收藏。郭沫若也說他少年時最嗜好的讀物便是「林譯小說」。錢鍾書也從小就嗜讀「林譯小說」，他回憶說：「林紓的翻譯所起的『媒』的作用，已經是文學史上公認的事實……我自己就是讀了他的翻譯而增加學習外國語文的興趣的。商務印書館發行的那兩小箱《林譯小說叢書》是我十一、二歲時的大發現，帶領我進了一個新天地，一個在《水滸》、《西遊記》、《聊齋誌異》以外另闢的世界。」

張蔭麟這個名字對我而言宛如「神話」一般，僅以一本未完成的《中國史綱》（其實只有上半部）居然暴得如此大名，而對於現代的年輕人而言，他卻是被「遺忘」的人，不僅是現在，即使早在抗戰勝利之時，他就被「遺忘」了，我們看他的好友也是歷史家吳晗就這麼說：「去年我得到消息，蔭麟離婚的夫人又結婚了，兩個孩子也帶過去撫養。浙大復原回杭州了，蔭麟的孤墳在遵義的郊外，冷落於荒煙蔓草中。聯大復員回平津了，蔭麟生前所篤愛的藏書，仍然堆積在北平東莞會館。這個人似乎是被遺忘了。」是的，張蔭麟有如一顆流星，在歷史的天際劃過，倏起倏滅，以三十七歲之齡結束了短暫而耀眼的一生。

在四０年代的上海淪陷區，蘇青（1914-1982）的作品曾受廣泛的歡迎，散文集《浣錦集》出了十版，長篇小說《結婚十年》則在半年內再版了九次，最後共出了三十六版。在當時可說是名噪一時的女作家。當年在上海灘，蘇青與張愛玲齊名，甚至超過張愛玲。蘇青除了寫小說散文，還主編過一本叫《天地》的雜誌，很暢銷。張愛玲的諸多文章都在《天地》發表，胡蘭成就是讀了張愛玲發表《天地》的〈封鎖〉，而注意到這個文壇奇女子的。

梁啟超的名字在中國近現代史上，可說是如雷貫耳，詩人、外交家黃遵憲稱許他：「驚心動魄，一字千金，人人筆下所無，卻為人人意中所有，雖鐵石人亦應感動。從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無過於此者矣。」除此而外，梁啟超還有一項是其他人無法做到的，他有九個子女，而九人皆成材，其中還「一門三院士」。他們分別是：梁思順（女）——詩詞研究家、外交官夫人；梁思成——著名建築學家、院士；梁思永——著名考古學家、院士；梁思忠——西點軍校畢業，炮兵校官；梁思莊（女）——著名圖書館學家；梁思達——著名經濟學家；梁思懿（女）——曾任中國紅十字會對外聯絡部主任；梁思寧（女）——早年就讀南開大學，後參加革命；梁思禮——著名火箭控制系統專家、院士。2005年我拍梁啟超的紀錄片，還在北京訪問過么兒梁思禮，長得酷似乃父。在女兒的教育上，梁啟超既是慈父、導師，又是親密的朋友。愛而不溺，嚴而不苛，充分尊重孩子的個性興趣，如此才能讓女兒在自己感興趣的領域上充分發展而成為專家。

張謇是中國近代史上一位具有重要影響的人物。胡適在《南通張季直先生傳記》的序中，就曾指出：「他獨立開闢了無數新路，做了三十年的開路先鋒，養活了幾百萬人，而影響及於全國。」張謇是中國近代實業家、教育家。字季直，號嗇庵，江蘇南通人。清光緒二十年（1894）甲午科狀元，授翰林院修撰，時值中日甲午戰爭新敗，鑑於當時政治革新無望，他決心投身興辦實業和教育。

曹汝霖（1877－1966）字潤田，生於上海。祖父、父輩兩代均在洋務企業江南製造局任職。曹汝霖十八歲時，以第五名的成績考中秀才，後入漢陽鐵路學堂就讀。一九○一年赴日本留學，先後就讀於早稻田專門學校、東京法學院（中央大學前身）。一九○二年清政府派載振出使日本，曹汝霖以留學生代表身份與之結識。一九○四年曹汝霖學成畢業後，應載振之邀，回國後供職於載振擔任尚書的商部商務司，後被調入外務部。一九一三年被袁世凱指派為第一屆參議院議員。同年八月任外交部次長。一九一六年四月任交通總長，後兼署外交總長，並任交通銀行總理。一九一七年一月通過西原龜三向日本興業等銀行借款五百萬日元，是「西原借款」之一。七月任段祺瑞內閣交通總長。一九一八年三月兼任財政總長，又向日本大宗借款，充作軍餉。一九一八年秋，不惜喪失山東鐵路主權，向日本再次借款。一九一九年初任錢能訓內閣交通總長。其仕途之順遂，鮮少人能及之。

歷史是條長河，蜿蜒漫流，既難見盡頭，亦不易溯源。而儘管其中的某一小段，亦支流旁出，本源難覓。因之治史者，當要探河溯源，釐清真相，實非易事。又因為年遠代湮，檔案文獻多所散佚，加之人為有意的遮蔽、扭曲、竄改等等，都讓後人所見者離真相愈來愈遠。因此當有材料出土，常會有新發現，有時雖是細微的事件，也會影響全局，甚至改變你對某人某事的既定印象。

在陸鍵東的《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一書中，提到陳寅恪人生最後歲月裡的兩位重要女性，一是跟陳寅恪十三年的助手黃萱，一是同為廣州嶺南大學（後改為中山大學）的女教授冼玉清。

薛大可在民國年間是報界名人，他與劉少少、黃遠庸同為報壇怪傑。他是湖南才子，也是文壇一傑，詩文均有根底。他平生有一「悔不該」的往事，乃是在袁世凱稱帝時他列名「勸進表」，因此有人指稱他為「洪憲餘孽」。

在上世紀孤島時期，《萬象》雜誌很有名氣，它曾經孕育出張愛玲、傅雷、鄭逸梅、柯靈等許多文化名人。張愛玲當年常有佳作於《萬象》刊載，如〈心經〉、〈琉璃瓦〉及被傅雷稱讚為「我們文壇最美的收穫」的〈金鎖記〉。而傅雷更以筆名「迅雨」發表〈論張愛玲的小說〉，評點張愛玲。

一九二八年十月，蔣夢麟被任命為教育部部長，但只有短短的兩年，一九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他突然辭去教育部長之職。他在回憶錄《西潮》一書中說：「我以中央大學易長及勞動大學停辦兩事與元老們意見相左，被迫辭教育部長職。在我辭職的前夜，吳稚暉先生突然來教育部，雙目炯炯有光，……他老先生問我中央、勞動兩校所犯何罪，並為兩校訴冤。據吳老先生的看法，部長是當朝大臣，應該多管國家大事，少管學校小事。最後用指向我一點說道：『你真是無大臣之風。』我恭恭敬敬站起來回答說：『先生坐，何至於是，我知罪矣。』第二天我就辭職，不日離京，回北京大學去了。劉半農教授聞之，贈我圖章一方，文曰『無大臣之風』。」

歷史有時是如此的奇妙，能讓兩個人如此的巧遇，而結下數十年的情誼，是相當少見的，陸徵祥和康有為就是這樣的例子。你很難想像一個是晚清的外交官，一個是戊戌政變後朝廷要捉拿的命犯，一個從俄國初調到海牙當駐荷公使，一個已經在海外流亡八年的要犯，他們在海牙一晤，陸徵祥居然成為康有為的救命恩人，而且直至康有為去世，他們相知相惜，情如兄弟！

已故香港邵氏電影公司在台分公司總經理馬芳踨說：「文化事業出版界，我最欽佩兩個人，一是台北《傳記文學》的社長劉紹唐兄，以單槍匹馬一個人的精力，把中國近代史的資料蒐集成庫，且絕不遜於此地的『歷史博物館』與大陸的『文史檔案館』。另一位就是香港《大成》的沈葦窗，《大成》是專門刊載藝文界的掌故與訊息，目前海峽兩岸包括海外，似乎還找不出第二本類似的刊物。」

最近我編了兩本民國史料的書籍，分別是：《民初珍史》和《抗戰紀聞》。《民初珍史》主要的內容放在北洋軍閥和桂系身上，雖然早期市面上我們看到大部頭的所謂北洋軍閥史話之類的書籍的出版，但那些畢竟是史話性質，是透過作者的演繹而寫出來的，距離史實有時已經相距太遠了，而相對比較可信的史料畢竟不多，但從民國肇建至北伐統一，這十七年間的歷史是太重要了！因此我一直再尋找比較真實的史料，先後已經出版了《袁世凱的開場與收場》、《北洋軍閥：雄霸一方》、《北洋軍閥：潰敗滅亡》、《北洋政壇見聞錄》、《北洋從政實錄》還有《曾毓雋回憶錄》等六本關於北洋的書籍。正如我先前編書的基本要求，此次也是盡量找到所謂的「三親」（親見、親歷、親聞）的文章為首要。

簡又文（1896－1978）一生多釆多姿，跨足政、軍、學三大領域，詳情可見新編《簡又文回憶錄》，在此就不再贅述。其中最為人所稱道的是他用力甚勤，終身不懈於太平天國的研究，以一人之力完成了《太平天國全史》與《太平天國典制通考》兩部大書，從縱橫兩個方面收羅了有關太平天國的絕大部分史料，而其所發議論亦有不少獨到之處，被學界公認為當代太平天國史權威。

吳景超和聞一多、羅隆基並稱為「清華三才子」，他當年是胡適最為看重的年輕人之一，他被稱為「中國都市社會學第一人」，但和同代人的久負盛名相比，他卻早已淡出人們的記憶了，儘管他是漸被歷史塵封，但卻不應該被遺忘的人。

趙元任會講三十三種漢語方言，會說英、法、德、日、西班牙語等多種外語。而且說得和當地人一樣，還會使用他們的方言。趙夫人楊步偉在自傳中就說：「戰後我們到歐洲去參加世界科學會議，在巴黎車站，趙先生和提行李的紅帽子即刻說他沒有機會說的巴黎市俗土語。那提行李的聽了，便向他嘆道：『您回來啦！現在可不如從前了，巴黎窮了。』後來我們到了德國福蘭克福，趙先生又說福城的土音德語，他們又向他說：『您回來了？打完仗頭一次回來呀。』趙先生最大的快樂就是到了世界任何地方，人家都說他回來了都認他是老鄉。」

陳定山（1897－1989）工書、擅畫、善詩文，曾有「江南才子」之美譽。其父名栩園，字蝶仙，自號「天虛我生」，文章遍海內，生平寫詩幾千首，著譯小説百餘部，並旁及音樂、醫學等等。又組織家庭產業社，生產「無敵牌」牙粉而致富，可謂事業滿中外。蝶仙生二子，定山名蘧，字小蝶；其弟次蝶，字叔寶，皆能文，時人以眉山三蘇（蘇洵、蘇軾、蘇轍）比之。有一女，名翠，字小翠，文名尤著，其為文、詩、詞、曲，皆酷有父風，更有才女道韞之稱。

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始終激盪著兩股相互碰撞的潮流，那就是西方文化思想的逐漸傳入中國，所謂「西學東漸」；另一方面，中國傳統文化也逐漸走向世界，所謂「中學西漸」。在這交流之中，翻譯成為不可或缺的樞紐工作。我們看晚近的翻譯史上，由西書中譯者可說相當多，例如嚴復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嚴譯名著」影響到幾代的中國人；而單就莎士比亞的作品，就有朱生豪、梁實秋、孫大雨、卞之琳等等名家卓越的譯品；但若就中書西譯方面就顯得貧乏許多，但後者的意義顯得更來得重要些，它是一種文化的輸出工作。而要能擔當此重任者，其中西文化的根抵要極其深厚，而非只是語言能力足夠就行，因此辜鴻銘就曾被視為是近代中學西漸的第一人，而在他之後，也僅有林語堂可以當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