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是條長河，蜿蜒漫流，既難見盡頭，亦不易溯源。而儘管其中的某一小段，亦支流旁出，本源難覓。因之治史者，當要探河溯源，釐清真相，實非易事。又因為年遠代湮，檔案文獻多所散佚，加之人為有意的遮蔽、扭曲、竄改等等，都讓後人所見者離真相愈來愈遠。因此當有材料出土，常會有新發現，有時雖是細微的事件，也會影響全局，甚至改變你對某人某事的既定印象。
我早年讀中文系，但卻偏重於文學人物、史事的觀照，在文學作品中去探討作者的心靈與人生閱歷，意圖達到「知人論世」。而後也因此去拍攝《作家身影》系列紀錄片，將史料與影像融於一爐。四年間完成魯迅、周作人、郁達夫、徐志摩、朱自清、老舍、冰心、沈從文、巴金、曹禺、蕭乾、張愛玲諸人之傳記影像，開探索作家心靈風氣之先。在拍攝的過程中做了許多田野調查，發現許多與書本所述不符之處。二〇〇五年我在做陳寅恪的紀錄片時，更發現他父親陳三立（散原老人），這位以「憑欄一片風雲氣，來作神州袖手人」為人傳頌的江西詩派領袖、同光體詩派之祭酒，他中進士的時間，一般的說法常認為是光緒十二年丙戌，但那是錯誤的。當年他確實是考中了，但復試時書法未合格，「未應殿試」，因此不能稱進士。
陳三立書法取法黃山谷，參以北碑，堪稱名家，何以無法過關呢？蓋因到了晚清咸豐、同治、光緒時期，科舉考試宛如書法比賽，而且要求要「黑、方、光」的「館閣體」，陳三立是書法名家，是不屑寫這種字體的，就如同你要請臺靜農先生，寫這種字體也做不到一樣。於是他在給父執許振褘的信中說：「三立繆舉禮科，以楷法不中律，格於廷試，退而學書」，故三年後也就是光緒十五年再次赴京才補中己丑科進士。我因此到江西義寧（今修水）去尋訪陳寶箴、陳三立的陳家祖宅，學者劉經富先生指著陳家祖宅門口的矗立的「進士礅」，上面刻有「光緒己丑主政陳三立」，鐵證如山。這時任何傳記文獻資料在此完全失色，不足為憑。這也是做史料者，不能僅靠書面文獻，有時更需參考地下之物，如王國維以殷墟出土文物來研究甲骨文，提倡以「地下之新材料」補「紙上之材料」，是為「二重證據法」。
歷史真相，常常見之於細微之處，而一般寫歷史的論著大都偏向於宏大的敘述，對於細節甚少去顧及，有些看似不重要的材料甚至被忽略了，須知這些材料有時影響甚大，可能會把你的整個論述推翻掉。因此我常常在這些細節上下功夫，這或許和我做過數年的紀錄片有關，別人或許會用幾句旁白來帶過一些情節，但我常常要拍攝或找到資料影像來呈現，「一定要有畫面」是我做紀錄片堅持的一句話，而這換成我在寫文史方面的著作時就是要求證據在哪裡，你總不成隨意去推斷或臆測某些事情的發展，那和所謂稗雜者流的捕風捉影之說，又有何區別呢？ （相關報導： 為何連「政治素人」慈禧太后都能駕馭整個清朝？嘉慶皇帝落實這項制度，才讓大帝國免於崩壞 ｜ 更多文章 ）
基於此，本書的寫作特別關注於一些細節，例如趙烈文的《能靜居日記》是研究太平天國的珍貴重要史料。但該日記長久以來一直躺在圖書館的故紙堆中乏人問津，後雖有影印本問世，但是因為趙氏字跡自由奔放，屬行草風格，宛如「天書」，讀者識讀不易。後來湖南嶽麓書社費數年之功，在二〇一三年七月推出標點排印本，終於讓我們得見南京城被攻破，李秀成被俘的種種情況。趙烈文忠於史實，無所隱諱，宛如一優秀的戰地記者般地忠實報導。再加上李秀成在囚籠中親筆所寫的《李秀成自述》手稿本，被曾國藩後人密藏將近百年，他的曾孫曾約農帶來臺灣才在一九六二年交與世界書局影印問世。而我們先前所看到的是曾國藩將李秀成的親筆供辭刪定並找人繕寫而後刊刻發行的「安慶本」。如今能以手稿本去比對刪去的部分，再證之當時趙烈文親見親聞所寫下的日記，將可「逼近」歷史的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