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偉彬觀點:中國為何還不能領導世界

2017-11-10 0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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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自習近平上台以來帶有擴張性的外交色彩,容易地讓外界認為中國將向外界輸出自己的治理模式及意識形態。作者認為,如果說今天中國要輸出新的意識形態,要領導世界,那麼首先它需要建立起自己的國家意識形態和政治文明,短期內恐怕並不存在這樣的可能。圖為習近平及中共政治局常委會七常委之一王滬寧(右)。(中新網)

中國自習近平上台以來帶有擴張性的外交色彩,容易地讓外界認為中國將向外界輸出自己的治理模式及意識形態。作者認為,如果說今天中國要輸出新的意識形態,要領導世界,那麼首先它需要建立起自己的國家意識形態和政治文明,短期內恐怕並不存在這樣的可能。圖為習近平及中共政治局常委會七常委之一王滬寧(右)。(中新網)

雖然在黨內地位至尊,但習近平還沒做好準備成為世界領袖。這是美國智庫「美國外交關係協會」的亞洲研究主任易明(Elizabeth Economy)對習近平的評價。後半句的主語換成中國,也依然成立。中國現在尚不具備領導世界的能力,雖然中國在經濟體量上已經是世界第二。尤其是,自習近平上台以來,其帶有擴張性的外交色彩,以及現在在中共黨內的地位,都會容易地讓外界認為,中國將向外界輸出自己的治理模式,輸出其意識形態。但在我看來,這猶如此前多年的「中國崩潰論」一樣,如今西方的觀察者們同樣在高估另一種可能,走向另一種極端。

美國另一位政治學者裴敏欣在中共十九大後認為,習近平和他的親信團隊可能高估自身改變中國的能力。我認同這樣的說法。雖然習近平在過去五年時間里,通過政黨紀律和反腐這把刀子,某種意義上重塑了中國共產黨。但事實上,我們都應該清楚,如今在中國執政的共產黨,遠不是1949年後建政的中國共產黨。經歷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走在「去意識形態化」的道路上。在這過程中,意識形態色彩被削弱的,遠不僅僅只是體制外的公眾,政黨內部的成員,同樣在發生變化。所以我們並不難理解,為何習近平要重新強調意識形態。這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與中共的指導思想無關,而是關係一個政黨的持續、活力和行動力。一個政黨如果充滿了只關心自己利益,關心金錢的政黨成員,那麼這樣的政黨注定無法持續執政下去,即使可以執政,其治理能力也注定是平庸而無力的。

除了意識形態方面的變化,作為中國唯一的執政黨,在執政的過程中,必然意味著政黨的官僚化。中國以黨領政,在很多層面,黨、政其實都是一套班子兩個牌子。所以在執政六十多年之後,官僚化是執政黨必然需要克服的問題。中國一千多年來都是靠官僚體系在維持運轉。而毫無例外的是,所有朝代在最初的時,其官僚體系運作都是高效、官員相對清廉,但執政多年之後,則必然是一個臃腫、毫無效率的組織結構,官員基本都是缺乏擔當的。這是一種必然,存在於任何官僚體系之中。即使是現代被視為典範的民主國家美國,其官僚機構的運作,同樣逃離不了這種官僚化所帶來的政治衰敗。如何克服?美籍日裔政治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他的《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書中指出了方向。但這些「藥方」可能並不在中國領導人的手中。

雖然習近平及其團隊通過反腐、政黨紀律重塑了政黨,但其控制力、治理能力究竟是否達到指揮自如、並且有效,現在下結論恐怕為時過早。雖然習近平在黨內擁有了「至尊」的地位,但是否就足以控制好這個擁有八千多萬人的政黨,這一切都是未知數。依靠強力固然能阻嚇黨員繼續腐敗、權錢交易,但同樣也會窒息政黨自身的行動能力、創新能力和活力。或許這樣足以維持其執政地位,但卻恐怕無法解決中國政治所面臨的核心矛盾,甚至也無法完成轉型中國所要解決的核心問題。

很多觀察人士認為中共執政六十多年,應該從一個革命性政黨轉型為執政黨。在某種意義上是對的,但這並不完全對。雖然中共現在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唯一執政黨,但在某種意義上,其「革命」並未結束,也就是重新構建起中國的國家意識形態,重建起中國的政治文明。

中國過去一千多年之所以能維持在大一統的超穩定架構之內,原因無它,就是擁有儒家這一為各個階層、族群所接受的「意識形態」存在。雖然它並非宗教,卻同樣發揮著超越階層與利益的角色,扮演著西方宗教在世俗社會所扮演的角色。

但自從19世紀西方制度與文化的闖入,中國的儒家傳統意識形態不斷受到衝擊、甚至瓦解。可以說,至今中國尚未從這種變化之中恢復過來,並未能建立起新的國家意識形態,以融入世界政治文明和文化文明之中。自那之後,不同的知識分子、士大夫、革命黨人都開出了自己的藥方,包括現在北京的執政黨和在台灣的國民黨。最終,以中國共產黨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方案在1949年取得了勝利而暫靠一段落。

但這只是暫時性的勝利。中共自身的問題和建政之後發生的許多運動,使得共和國自身的生存都成為問題。直到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才暫時性地解決生存危機和發展危機。但也因此,時至今日,中國仍然未形成國家的意識形態,沒有一套和世界接觸的政治文明。

中國當前的意識形態和政治文化仍然是雜亂的。受西方文化衝擊而解體的儒家傳統意識形態,仍在以不同的形態,在不同的層面上影響中國。西方的政治文化,無論是資本主義的,還是共產主義的,都並存於中國之內。這三者之間並未完全融合,卻也交織在一起。這也是我為何認為,中國當前尚不足以領導世界的原因所在。中國缺乏清晰的國家意識形態,沒有產生一套足以說服世界其它國家的政治文明理論。因此,又談何輸出治理模式,談何輸出意識形態。

可能有人會不同意,畢竟「中國模式」曾經在2008年之後流行過,作為中國治理方式的總結而聞名於世。是的,但正如現在,「中國模式」並沒有在世界繼續發揮影響一樣。因為從根本上說,它並不完善,也並不完整。中國的國家意識形態並沒有建立,即使有所謂的「中國模式」存在,很大程度上,它也會是缺乏「靈魂」的。它只有相關的制度安排和路徑選擇,並沒有完整的意識形態作為其內在的支撐。

雖然中國共產黨明確以共產主義為其指導思想和理論,但事實上,正如中國的領導人曾多次強調,西方的民主制度並沒有普適性,不能照搬到中國。某種意義上,正是因為西方的共產主義也並非照搬到中國。如果我們認定共產主義在中國成功,幫助共產黨成功在1949年建政,那麼我們同樣就必須正視它的理論本身是經過本土化,是與中國的傳統、當時的歷史背景、問題相結合才發揮了作用。

所以,如果說今天中國要輸出新的意識形態,要領導世界,那麼首先它需要建立起自己的國家意識形態和政治文明。中國當前並不具備這樣的一套國家意識形態和政治文明。從這個角度上說,這也是為何一直是作為中央智囊的王滬寧,會在十九大上晉升中共政治局常委會七常委之一。能夠瞭解、掌握領導人的思想並將其理論化、模式化的王滬寧,顯然會在未來承擔起這樣的角色。這是中國新時代下的主要任務。過去基於經濟實力產生的影響力,中國的領導者清楚它局限性和不可持續性。只有文化價值觀的影響才是可持續性、並且能夠生根發芽的,也才能為中國領導世界打下基礎。但這樣的國家意識形態和政治文明,最基本的條件就是必須能為其它國家所接受,能夠說服其他國家的民眾,認可、接受和信服。就目前而言,短期內恐怕並不存在這樣的可能。這也就決定了,中國在短期時間內,仍然並不具備領導世界的可能。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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