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來西亞導演張吉安初試啼聲之作《南巫》，去年在金馬獎奪下最佳新導演獎。這部改編自童年回憶，以宗教出發探討馬泰邊界多元族群、文化議題的作品，儘管在國際上風光獲獎，回到馬來西亞卻一度受電檢局開鍘大剪12刀，又逢疫情衝擊，至今無法在國內上映；如今將在台灣登場，成為近年繼廖克發、黃明志等人作品後，又一部在台灣完整上映的馬國電影。
台灣觀眾對《南巫》的初次認識，或許是去年金馬獎揭曉入圍名單時，金馬執行長聞天祥的評語「就像蔡明亮拍《粽邪》」。拍出這部奇異之作的張吉安，與蔡明亮同樣來自馬來西亞，而他在幼時，便深受楊德昌、侯孝賢等人的電影薰陶。
台灣觀眾對《南巫》的第二次認識，或許是頒獎典禮當天，張吉安抱回最佳新導演獎，不少收看轉播的觀眾稱讚，這位廣播出身的導演，講話聲音非常好聽。那個獎季，《南巫》除了新導演獎，還拿回國際影評人費比西獎、奈派克獎和亞洲電影觀察團推薦獎，總共4獎入袋，可謂收穫豐盛。
「就像蔡明亮拍鬼片」 童年日常有巫師有降頭
馬來西亞近代以來政治局勢複雜，文化呈現多元面貌，馬來人、華人、印度人等族群交互融合、碰撞下，儘管規定伊斯蘭教做為國教，然而民間信仰、文化卻無比繁雜；而張吉安的故鄉吉打（Kedah），位處馬泰邊界，更呈現獨特的文化風貌。
《南巫》便以宗教為出發點，描述1987年的吉打村落裡，魚販阿昌意外昏迷，妻子阿燕原先因受西式教育，不願相信阿昌是中了降頭，但求助現代醫學碰壁後，無奈下只能求助各方神靈。張吉安說，他想呈現的，是在東南亞慣有的生活日常，「那在我們是司空見慣的事。」
《南巫》其實是張吉安的童年往事。他的父親就是一名降頭師，從小父親到其他村落開壇作法時，也常把張吉安帶上，這些事情自然耳濡目染，他還記得，有時要對付的降頭法力太強，父親還會跟馬來人巫師合作解降；而像司掌稻田的田伯爺、華人祭拜的土地神拿督公，都是無須多言的日常風景。
「我把這種日常化的東西坦蕩蕩呈現，馬來西亞以外的觀眾，應該會覺得不可思議，可能會重新認識馬來西亞，或者覺得很獵奇、新奇。」張吉安說，馬來西亞光是華人文化，其實就已經綜合佛教、儒家思想還有道教信仰，再加上民俗信仰，以及興都教、暹羅文化的影響，「是大雜燴到你已經分不清注重哪個種族。」
想要認同又懼怕交流 《南巫》描繪人神邊界
如此的生長背景自然感染張吉安。近20年前他從大學畢業後，除了開設廣播節目採集鄉間歌謠、口述歷史外，也以影像紀錄父親，並見證傳統信仰凋零；1987年瑪哈迪（Mahathir bin Mohamad）上台後，下令所有民間巫師改信伊斯蘭教，自此傳統信仰只能在台面下活動，如今不管降頭師、解降師都已衰老。 （相關報導： 念完4年薪水沒變多、「金飯碗」太難念 這3類科系大學生最容易休退學 ｜ 更多文章 ）
也為此，他才將《南巫》的舞台設定於1987年，那年還有所謂茅草行動，要求馬來人進入華文學校，以實踐所謂多元文化，正如《南巫》片中，不時穿插馬來教師學中文的新聞報導。張吉安解釋，當時的情況，是華人希望外族人進入華人學校，但另一方面也擔心伊斯蘭文化被帶入校園後，會侵襲下一代的心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