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壞習近平龍脈？貫徹依法治國？寒冬強拆香堂村，北京爆發官民對峙

北京市政當局主導的香堂拆遷所引發的官民對峙仍在繼續，政府的決心、業主的抵抗、強制拆遷可能引發的後果、以及中國房屋產權的複雜和混亂引起海內外的強烈關注。

北京當局不顧民意滔滔，輿論洶洶，執意在嚴冬季節推行強制拆遷，是輿情關注的焦點之一。一時間保護環境論、破壞龍脈說、依法治國論、打壓高端豪強等等不一而足。

「小產權房」到底是不是違章建築？北京政府為什麼如此豪橫？強行拆遷會導致何種後果？將以何種結局收場？

最近親自前往香堂拆遷現場的北京獨立時評人吳強表示，根據他的觀察，到目前為止當地政府還沒有採取大規模的方式進行拆遷。​

他說：「北京市政府在啃這個硬骨頭。啃硬骨頭包括把帶頭領導的一些業主以刑事拘留的方式抓了起來。目前我看到的是幾台大型拆遷機械已經進入到了香堂村的最裡面，由內往外、由深向外拆，目前是這個狀況。應該說看不到有效的抵抗。現在香堂村是被保安給封鎖起來，大部分業主還是有進出的自由。但是有一片很大的區遭遇了斷水、斷電、斷氣、斷暖等等。但是其他業主現在似乎陷入到一種渙散的無組織的狀態當中，談不上什麼有效的抵抗，但是目前是一種半僵持、緩慢拆遷的方式進行。拆遷並沒有快速的大規模進行，而是1.2台鉤機在作業的方式，這個效率拆下去我們可以想像，效率相當低，拆遷的進程會很長。似乎即便是拆遷的北京市政府也不願意一下子把它拆完，似乎是給各方看的一個拆遷隊面子工程。」

紐約法律學者、獨立時評人虞平表示，中國農村的小產權為題一直不明晰，沒有清楚的界定。這為當局採取行動埋下了伏筆，而且最高決策層也需要對此負有一定責任。 （相關報導： 建房2度被拒、帶全家住山洞！巴勒斯坦青年遭以色列「強令拆遷」冤喊：洞又不是我蓋的 ｜ 更多文章 ）

他說：「農村這一塊的產權一直是不明晰的，過去是禁止流通的。以後慢慢的有鬆動流動，但是並沒有界定。所以我看香堂村重要的來源，上個世界90年代，那個時候正是中國產權最不明晰的時候。所以當時的村政府他們就為了帶來引資，把外來的人招進來。房屋的建築，在當時情況下，我覺得並沒有明顯的違法。所以這一點我們要講清楚，憲法上關於土地所有權問題是所有混亂的其一來源。第二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中國中央政府、各級政府，在看這個問題上面通常割裂開來不同層級政府之間的關係。這是非常違反法治原則的。為什麼呢？比如說它現在違法，但是違法是誰違法呢？實際上是政府違法，要說那些私人違法，首先是政府違法。每一屆政權完全是一個統一的組織，不能說北京市政府不承認昌平區政府，不能說昌平區政府不承認香堂鎮政府。這樣一來，政府就混亂了。我們用一個有效的例子來比喻，比如你坐航空公司飛機，我們跟國航打交道，我們並不是跟國航的一個分支打交道，它既然是個有機的組織，那各級的決策、各級的所有行為都是要有上級為它負連帶責任的，不然政權是不統一的，那不如叫各個地方諸侯了。所以我覺得在處理這個問題上面，如果不考慮自己政權在當初所做出的錯誤決定，僅僅是對現在屋主進行所謂的強遷，這是完全不符合現實的，也是不符合公平原則的。更重要的一個問題，民法裡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規則叫『善意取得』。對這些屋主來講，他們當初並不知道政府是違法的。」

獨立時評人吳強認為，香堂拆遷會帶來相當的政治代價。

他說：「我相信對香堂拆遷會有相當的政治代價。我剛才也談到，從90年代末期大規模的城市改造伴隨著拆遷，主要是針對農民、針對城市的貧民人口。2017年是針對南城的北京京郊周圍農村、城中村等等所謂低端人口，這些在市政看起來是社區毒瘤的、混亂的，外來人口集中的一些社區，在我住的周邊就都被拆遷。現在香堂之所以引起國際社會，包括中國國內輿論關注是因為它的主要人口，有3800多座別墅。從一開始它的構成主要是由空政、海政的退休軍官，實際上主要是師一級軍官，他們被香堂的別墅政策吸引在當地買地，然後自己用退休金蓋了房子。其實這些師級軍官資產很有限，某種意義上講並沒有享受到後來軍改的一些更高福利。他們在北京市內雖然也有住房，大多數確實香堂是他們第2套住房。但這是他們僅有的資產。他們在市內的第1套住房往往標準並不高，而且很大程度是讓給了子女等等。所以在香堂逐漸形成的一個好的氣氛當中，吸引了北京文化界，甚至北京之外的文化界的一些人，包括昌平高校的一些退休教授到這裡來買，做為一個退休養老房。這種趨勢曾經被樹為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典型，而且這個模式在過去幾年還被推廣到全國很多地方來建設類似的退休的美麗鄉村、美麗小鎮。其實香堂在改革方面是走在前面的，剩下的只是說是不是大產權的問題，是不是被國家承認的問題。但是目前他們以為他們是北京的紅色菁英人口、北京的老幹部，但是未能逃過這一關。」

法律學者虞平表示，香堂拆遷事件反映出中國社會一個根本性的法律問題，那就是中國最高層超越法律、不受法律約束。 （相關報導： 建房2度被拒、帶全家住山洞！巴勒斯坦青年遭以色列「強令拆遷」冤喊：洞又不是我蓋的 ｜ 更多文章 ）

他說：「這個問題我不覺得是一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問題，我能理解這些人的心理，大家叫好的心理。因為看到有特權的人或者社會地位比較高的人也被打擊了，他們感到心裡很痛快。好比反腐敗一樣，你把官員關起來，老百姓拍手稱快。至於這個官員是不是真的貪污，這不是重要的問題。所以在這個問題上，我覺得不是一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問題，而是我們中國很明顯一個情況，就是超越法治的行政權力，或者是最高的絕對權力，它是不受法律制約這樣一個情況。你如果看在各地做的決定也好或者強力推行的行政命令也好，多數都是超越法律的。它如果真的是在法律範圍裡面進行的話，我覺得它要允許在權力之下運作的那些人和團體去訴諸法律。應該讓法院成為一個獨立於行政權之外的一個法治基本保證，它能夠公平地根據規則來處理、來解決人們之間的糾紛。現在在你看中國行政訴訟是最難的一個訴訟，為什麼？行政權太大，它是超越法律的權力。黨的權力更不用說了，它是根本沒有法律依據的權力，它在法律以之外運營。所以種種跡象表明並不是說現在要實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是當行政權專橫的時候，沒有法律來約束它的時候，這對一個國家，對任何人都是很危險的。我覺得大家要從這個角度來看這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