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依法治國  

新北市新店區瑠公圳蔡金木宅拆屋還地案，纏訟十年，日前經法院判決確定，原訂於11月21日強制拆除。但因該地段後被現地上物住戶賴女提報為文化景觀，故新北市政府文化局啟動文化景觀審議程序，去(113)年12月12日第二次現勘至今，尚未作出結論，在網路上引發地方人士討論。年關將屆，李姓地主無奈表示，台灣是個法治國家，公務機關若不能依法執行，該如何保障合法所有權人的權利？！

時下的中國大陸輿論場和影視界，刮起了一股頌揚商鞅秦皇建立的中央集權專制主義制度之風，頌秦之作充斥銀幕和視頻。他們認為商鞅變法開創了中國的法制社會，使秦國由弱轉強，為秦始皇統一六國奠定了基礎。而秦皇掃六合，統一度量衡，實行「車同軌，書同文」。集中力量辦大事：修築長城，綿延數千萬裡;建阿房宮，覆壓三百餘裡。廢封建，置郡縣，建立起政令行之有效的中央集權專制統治，至使「百代都行秦政制」，堪稱千古一帝。…特別是商鞅秦皇建立的法制實行「依法治國」，尤為當今的權貴所稱道。對此，筆者認為十分有必要從法理的角度進行辯正。

近日，中國網路流傳一段四人被押解「遊街示眾」的影片，影片中多人身穿防護服，胸前掛有大幅照片，引發網民熱議。

從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開始，香港的政治和司法地位改採獨特的憲政安排，即「一國兩制」。從這一天起，香港——一八四一年至一九九七年一直是英國殖民地——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當代新加坡和香港的法律—政治制度有相當重大的區別，但也存在相當重要的共同點。最明顯的是，這些共同點起自法治的觀念和傳統，它們又與英國殖民統治時期的法律教育和實踐有關聯。近年來，呼應《「依法治國」的迷思》這本書的劇本，政府權力擴大、對政治權力的限制萎縮，以及將批評者妖魔化為對國家構成威脅，也已成為香港法律現況的特徵。首先要記住，威權主義造成權力集中，阻礙了「對此一權力的嚴重政治競爭，或是對它進行審查」。其次，威權主義的法治使制定法律和解釋法律從憲法保障以法院作為對政治權力和公共領域的限制者，轉而將法律集中到行政機關手中，過去幾年發生的事件足證香港在治理方面呈現出明顯往威權統治的轉變。

威權主義的法治有一個重要動態基礎，就是法治的形式和實質兩者分離。威權主義的法治嚴格地將法律作為程序執行，即使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乃至對政府權力的實質性約束和監督，也都被拆除掉。威權主義法治的第二個主要動力是，法律與國家例外主義的敘事共同打造出來的。以新加坡為例，這些敘事都堅持認為新加坡的領土、存在和社會條件特別脆弱。後殖民的政府依循殖民時期的「緊急狀態條例」的模板，堅持國家脆弱性的敘事，授權無所不知的政府可以採取先發制人和強制性的行動，同時中止或削弱公民和政治權利。然而，重要的是，這些強制性和先發制人的時刻是在（特殊狀況下）法律範圍內發生的，即使這些法律是例外和緊急狀態的法律。新加坡的威權主義並沒有極權主義政權那種「持續恐怖」的殘酷特色。反倒是，新加坡的威權主義已經精細到「精巧」地「校準強制性，以最小的政治代價壓制挑戰者」。以最小的政治代價以及最小程度削弱國家和國際正當性來管理脅迫動作，是新加坡威權主義法治成功的關鍵特徵，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其他許多政權都將目光投向新加坡，想要師法它的法律和政治模式。特別重要的是，中國政府幾十年來一直注意新加坡，想要以它作為樣板，學習威權國家如何影響法律的精明管理，以確保政治霸權。

《「依法治國」的迷思——新加坡國家威權法治史》於二〇一二年四月首先以英文出版，中文繁體譯本則於二〇二一年四月底出版。二〇二〇年全世界陷入新冠肺炎疫情肆虐風暴，可說是天翻地覆的一年。但是二〇二〇年，以及令人難忘的二〇二〇年代之前那幾年，法治也受到非比尋常的侵蝕。在這篇序文中，我簡要地討論新加坡和香港最近發生的一些事件，說明威權主義法治擴大的情況。

北京市政當局主導的香堂拆遷所引發的官民對峙仍在繼續，政府的決心、業主的抵抗、強制拆遷可能引發的後果、以及中國房屋產權的複雜和混亂引起海內外的強烈關注。

2015年7月9日，中共當局至少在23個省份大規模逮捕、拘留了上百位維權律師與民間人士，許多人完全失聯，被迫承認顛覆國家、擾亂治安等罪名才換回自由身。這場被稱為「709大抓捕」的事件中，也有人堅持不認罪，王全璋律師就是一例，王妻李文足帶著2歲兒子四處奔走，只求見上一面仍不斷碰壁，一家三口再次團圓將是四年後的事……

去年10月，中國政府召開第13屆全國人大常委會[1]，在其中一場會議表決中，毫無意外地，以全票贊成通過了《刑事訴訟法》的修正草案。此案中最具有中國特色的修改即為「缺席審判制度」——允許法庭對某些特定罪行的被告人提起公訴，並在缺席的情況下進行審判。而這些特定罪行，攤開來看竟是「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貪汙賄絡犯罪」等等的口袋罪行。

美國即將離任的司法部副部長羅森斯坦（RodRosenstein）週一發表公開演講時，批評北京所說的「全面依法治國」實際上把法律當成統治的工具，是依靠法律統治（rulethroughlaw）而不是西方所說的「法治」（ruleoflaw）。

國際刑警組織前主席、中國公安部前副部長孟宏偉數周前返回中國，隨即下落不明，他的妻子日前出示孟宏偉所傳的最後訊息，是1把刀的圖案。中國公安部黨委8日則稱，孟宏偉「收受賄賂，涉嫌違法」，現正接受中國國家監察委員會（國家監委）調查。孟宏偉事件看似是中國反貪腐行動的最新案例，但部分人士稱，中國是藉反腐為名，整肅政敵。

中共十九大報告突顯大陸當局對於法治建設的重要，承繼十八大中依法治國及依憲治國的精神，此外十九大後，大陸當局推動實證法學及加強法治評估理論發展，加強法治建設，使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十九大後大陸當局顯見對法治會更加重視，值得外界關注。

今天是六四事件28周年，前總統馬英九在臉書上再度重申「六四不平反，統一不能談」立場，並呼籲中共當局療傷止痛，平反六四。他更提到台灣人李明哲一事，馬說，不論李明哲的嫌疑有多重，都應受到大陸法律應有的人身保障，進行法定的偵審程序，並讓家屬有探視機會，期待大陸當局落實「依法治國」承諾，兩岸人民都在看。

30日在思沙龍演講的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賀衛方，以「中國的司法改革」為題，展現了在共產黨高壓統治下，依然保持批判姿態的可敬風骨。他像是一位神態爽朗的知識俠客，又不時化身隨意出入規範與現實之間的弄世頑童，逗得全場聽眾呵呵大笑。像是說到中共無事不管、無孔不入時，他突然念起「心太軟心太軟，什麼事情都自己扛」的歌詞。當聽眾問「如何看習（近平）」，他「哇」了一聲後慢慢說道：「我得想一下子，這得怎麼說？怎麼說，我才能回得去？」全場被他逗的大樂。

中國的習近平政府近年屢屢強調「依法治國」，說要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與法治體系」，但這種「中國特色的法治」究竟是什麼模樣，世人仍在霧裡看花。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賀衛方30日現身台北思沙龍會場，主講「夾在意識形態中，司法改革怎麼走？」他除了談笑風生地分享中國的司法改革現況，也對習近平政府及其法治成果直言批評。

多位知名國際法律界人士18日在《衛報》發表公開信，針對2015年中國大動作圍捕維權律師的「709事件」表達強烈關注，呼籲國家主席習近平盡快釋放維權工作者。中共黨媒《環球時報》20日刊出一篇評論，認為西方反對中國法律背後的政治制度，因此他們「樂見」中國司法爭議擴大。

6月24日，中國發生了兩個具有憲法意義的重大事件，一是北京宣佈推行憲法宣誓制度，並公佈了65字誓詞，國內媒體已予廣泛報導。另一個事件則鮮為人知：從2013年8月8日羈押至今的著名維權人士郭飛雄，從看守所中發起兩項法律行動，一是起訴看守所在例行安全檢查中屢屢脫光在押人員衣服以侮辱其人格，要為在押人員討回公道。二是起訴（提起告訴）廣州天河區法院法警，去年三次押解途中對他施以戴黑頭套及腳鐐手銬等虐待。除要求懲處相關執法人員外，郭飛雄並要求國家賠償。

中國前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喬石6月14日在北京因病逝世，終年91歲。包括新華社在內的多家中國媒體都特別提及他對執法工作和法制法規的論述《喬石談民主與法制》，但是似乎對於他在1989年六四期間的做法沒有過多的報導。

中國整體改革能否順利推進，關鍵在於政府自身。目前的問題是政府支配資源的權力太大，下一步改革必須要劃清楚政府和市場的邊界，必須把直接控制經濟的全能型政府改造為提供公共服務的服務型政府，並將各級黨政機關和官員置於民眾的監督之下。

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確立依法治國的理念，當時網友很快檢索出，從鄧小平到江澤民、胡錦濤，每一屆中央都強調依法治國，但腐敗仍然叢生，社會不義仍然縱行。所以，無論當局怎樣高調強調依法治國，人民都不再相信。那麼，習近平時代，有什麼獨門絕技讓依法治國真正得以落實，並以此取信於民呢？

香港「佔領中環」運動越演越烈之際，北京召開四中全會，強調「依法治國」，不僅推進中國大陸的法治，也提醒香港，法治是香港社會的核心。在四中全會前夕，中南海已對香港這場街頭政治行動定性：這是一場「顏色革命」，是「外部勢力干預中國內政和極少數人勾結反華勢力破壞『一國兩制』的行動」，「是違背『一國』原則、挑戰中央權力、漠視基本法的嚴重社會政治事件」。

各方注目的中共中央十八屆四中全會23日在北京落幕，此次四中全會以「依法治國」為主題，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涵蓋一個目標、五個體系、六大任務，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總目標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