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劍虹觀點:徘徊在合作與抵抗之間,加入日本帝國的台灣人和朝鮮人

2020-11-08 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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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指出,台灣與朝鮮對日都曾徘徊於合作與抵抗間,然而最後對日態度卻只能走向殊途。(示意圖/取自維基百科)

作者指出,台灣與朝鮮對日都曾徘徊於合作與抵抗間,然而最後對日態度卻只能走向殊途。(示意圖/取自維基百科)

今年是二戰結束75周年,也是韓戰爆發70周年,兩場戰爭看似毫不相關卻又緊密相連,就連台灣跟朝鮮半島的命運都因此得到天翻地覆的改變。日本在二戰的失敗,讓台灣與朝鮮同時擺脫了殖民地的命運,卻又馬上陷入資本主義陣營與共產主義陣營相互對抗的全球冷戰架構之中。台灣在國共內戰後成為中華民國的復興基地,朝鮮半島則就此一分為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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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左右兩派的鬥爭,卻早在台灣和朝鮮半島脫離日本殖民統治以前就已經開始了,這點充分反應在前往中國大陸投身抗日運動的台灣人和朝鮮人身上。台灣人當中投身國民政府的有鄒洪、蘇紹文、陳嵐峰與黃國書等軍事將領,還有加入中國國民黨,成為「半山」先驅的翁俊明、黃朝琴、謝東閔與連震東,都是拉開中華民國「台灣化」序幕的歷史奠基人。

至於左翼台灣人的代表,則有台灣義勇隊隊長李友邦、在軍委會國際問題研究所擔任秘書長的謝南光、參加丘念台東區服務隊的鍾浩東以及負責日軍戰俘管理工作的康大川。另外直接參加中共的台灣人代表,如隨紅軍參加長征的蔡孝乾、跟著8路軍第129師從事對敵宣傳的張志忠、替新4軍設計臂章的莊五洲還有接受潘漢年指派潛伏汪精衛政權的施朝暉(史明)。

與台灣相對照的朝鮮

韓國人的抗日志士,同樣有右派和左派之分,右派的代表分別為流亡美國的李承晚和接受重慶國民政府庇護的金九,倆人都是上海大韓民國臨時政府的創始元老。他們的地位有如翁俊明、黃朝琴、謝東閔與連震東,是當今大韓民國的開國之父。至於到大陸抗日的朝鮮人左派,則與台灣人左派一樣有些留在國民政府陣營,有些則直接參加中共抗日武裝。

獲「藍衣社」大老滕傑支持,擔任朝鮮義勇隊隊長的金元鳳,就是朝鮮版的李友邦,而且史實上金元鳳與李友邦的關係確實也親如兄弟。若非來自金元鳳的提拔,台灣義勇隊搞不好還沒有辦法以朝鮮義勇隊姐妹隊名義拉拔起來,從中可以見到台灣人左派和朝鮮人左派抗日份子如何相互支援。至於到延安參加中共的朝鮮人,同樣有與蔡孝乾一起參加長征的武亭將軍。

朴一禹和朴孝三等朝鮮義勇隊幹部,後來也因為反對蔣中正放棄金元鳳,轉而支持金九成立韓國光復軍的政策而投奔延安,另外組織與8路軍並肩作戰的朝鮮義勇軍。朝鮮義勇軍雖然是今天朝鮮人民軍的前線,但是他們在北韓的正統性又遠不如當年金日成所參加過的東北抗日聯軍,然而所謂東北抗日聯軍,仍舊是共產國際領導下的武裝團體,裡面的領導骨幹仍然是以中共黨員為主。

同樣接受過日本殖民統治,又在冷戰時代遭遇民族分裂的台灣與朝鮮,確實是我們回顧20世紀東亞史的兩個最好對照組。抗日份子無論是左是右,在兩個地方都能找到相互對應的角色。自1945年日本戰敗以來,這些抗日份子無論是左是右,都成為了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大韓民國與朝鮮人民民主主義共和國所推崇的民族英雄。

可同樣長年被兩岸和兩韓所忽視的,是二戰期間的台灣與朝鮮都有大量知識份子和民眾支持日本,甚至參加日軍投入所謂「大東亞聖戰」。戰後的台灣、大陸、南韓以北韓都以抗日歷史為戰後國族主義的建構核心,「親日派」的故事輕則遭到漠視,重則被扣上「漢奸」或者「親日反民族罪」的帽子。然而回顧台灣和朝鮮的殖民歷史,「親日」與「抗日」兩個概念真的又那麼容易區分嗎?

把「光復軍」人馬視為「金九的」人馬,是兩岸研究韓國近代史的人最常犯的錯誤,尤其是金九(右)在1948年4月跑到北韓與金日成(中)會晤之後,他在「光復軍」人馬心中的形象更是徹底黑掉。(圖片由作者提供)
把「光復軍」人馬視為「金九的」人馬,是兩岸研究韓國近代史的人最常犯的錯誤,尤其是金九(右)在1948年4月跑到北韓與金日成(中)會晤之後,他在「光復軍」人馬心中的形象更是徹底黑掉。(圖片由作者提供)

從積極抗日到消極抗日

無論是台灣人還是朝鮮人,都有屬於自己的民族自尊,所以在日本殖民初期都發起過武裝抗爭。台灣的乙未抗日打得轟轟烈烈,朝鮮人的義兵運動則毫不遜色,然而這兩股武裝反抗運動最後都因為抵擋不了日軍的現代化武器而失敗。台灣漢人的武裝抗日鬥爭,伴隨著1915年「焦吧哖事件」的失敗宣告落幕,而朝鮮本土的武裝抗日份子,則被迫在1919年的「三一運動」後流亡中國東北。

幸運的是,當時日本正值「大正民主時代」,所以武裝抗日雖然不行,但還可以有非武裝抗日。所謂的非武裝抗日,當然不是指台灣人跟朝鮮人被賦予了合法推動「回歸祖國」或「獨立運動」的權力。不過台灣跟朝鮮的社會精英,還是能夠在大正天皇允許的框架內,追求提升台灣人和朝鮮人的參政權,或者推廣中華以及朝鮮傳統文化。

所以自20年代開始,除少數流亡海外繼續抗日者外,留在台灣還有朝鮮本土的「抗日派」都轉為「自治派」,希望能以設置「台灣議會」以及「朝鮮議會」的方式來削弱台灣總督府和朝鮮總督府的權力。傳統文化推廣方面,台灣有林獻堂、蔣渭水、蔡培火與李應章等人成立的台灣文化協會,朝鮮也有宋鎮禹、金性洙創辦的《東亞日報》和趙鎮泰、宋秉畯的《朝鮮日報》。

日據時代推廣韓文教育的崔鉉培,在南韓享有的地位絲毫不下於台灣的兩大文豪賴和與楊逵。可見發生在台灣的事情,都會如法炮製的發生在朝鮮,兩個地方的歷史是何等緊密?不過看在日本人眼中,朝鮮終究是整個民族都被納入日本的統治之下,台灣人卻還有一個「可以回歸的祖國」,即中華民國存在。所以對待兩地的非武裝抗日,日本人採取的手段也有不同。

面對台灣的議會設置運動和文化運動,台灣總督府始終懷疑背後有來自中國大陸的支持,所以一直採取嚴加防範的態度。比如1923年12月16日,就有41名參與議會設置運動的台灣知識份子被逮捕,原因是因為他們的集會違反了《治安警察法》。除了被正式起訴的18人外,總計有99人遭到此事牽連,其中蔣渭水與蔡培火兩位「主謀」還被判了四個月的徒刑。

從消極抗日到消極合作

台灣總督府基於同樣的理由,嚴格禁止台灣人創辦漢文報紙,所以類似《東亞日報》或《朝鮮日報》的報紙在日據台灣並不存在。兩度出任朝鮮總督齋藤實大將,則因為出身海軍的關係,更傾向於以懷柔態度對待朝鮮非武裝抗日運動者。齋藤實以「文化統治」取代「武斷統治」的政策,不只讓朝鮮人能夠教育下一代自己的文化,還大幅鼓舞了自治運動的士氣。

齋藤實推動懷柔政策的目標,終究是為了大日本帝國的利益服務,目標是要讓朝鮮知識份子相信自己的訴求能夠在日本的殖民體制下獲得伸張,進而打消獨立的念頭。這套懷柔政策在朝鮮實施的非常有效,慢慢的就讓「自治派」進一步轉化為了「親日派」。在「三一運動」中高喊獨立口號的宋鎮禹、金性洙、趙炳玉、張澤相、安浩相與崔鉉培等人,都成了金九和李承晚眼中的「民族敗類」。

倒是台灣的總督們,在「大正民主時代」雖然各個都文官出身,可是對台灣知識份子的打壓卻絲毫沒有放鬆。尤其是台灣本土的反日團體中,還有與日本共產黨、中國共產黨串連起來推動「台灣獨立」的台灣共產黨存在,更是讓歷屆台灣總督備感憂慮。而台灣共產黨的創建,同時卻也讓台灣非武裝抗日運動團體中出現了左右分裂。

先是台灣文化協會為連溫卿、王敏川還有謝雪紅等主張「台灣獨立」的共產黨「國際派」所把持,迫使蔣渭水率領林獻堂與蔡培火等反共右派脫離台灣文化協會,成立表面上推行自治,實際則心向中華民國的台灣民眾黨。然而蔣渭水與台共「國際派」的差異,只在於他主張台灣的最終歸屬是「回歸祖國」,「國際派」主張台灣以新國家身份加入共產國際罷了。

所以受到孫中山先生「聯俄容共」思想影響,有著深厚左派情懷的蔣渭水同簡吉、李應章等立場傾向「回歸祖國」的台共「祖國派」關係融洽。他不只與簡吉、李應章一起推動農民組合運動,還成立台灣工友總聯盟來為城市裡的勞工爭取權益。此舉惹火了林獻堂為代表的右翼仕紳,他們在1930年又脫離了日益左傾化的台灣民眾黨,另外成立台灣地方自治聯盟。

「蔣渭水」三字常被做為政治動員,但他的歷史面貌始終模糊。(翻攝照片)
「蔣渭水」成立的民眾黨,心向中華民國。(翻攝照片)

從消極合作到積極合作

台灣地方自治聯盟雖仍以爭取自治為目標,卻也明確放棄了任何讓台灣脫離日本殖民統治的安排,這使得林獻堂與宋鎮禹、金性洙等朝鮮非武裝抗日份子扮演的角色越來越相似,成為了十足的妥協者。此刻的日本已經進入昭和時代,過往的懷柔政策隨著右翼軍人抬頭逐漸成為歷史,無論是台灣民眾黨、台灣工友總聯盟、台灣農民組合還是台灣共產黨都在特高警察的逮捕取締下走入歷史。

兩地的非武裝抗日運動被徹底撲滅後,日本開始在台灣與朝鮮展開大規模的同化運動,以防止台灣人和朝鮮人在即將爆發的侵華戰爭中投向國民政府的懷抱。1936年11月,時任朝鮮總督的南次郎發表「內鮮一體」政策,正式宣佈日本帝國的政策是要把朝鮮人當成如同內地日本人的皇民一般看待,還進一步主張同屬通古斯民族的朝鮮人與日本人有共同的祖先。

日本殖民朝鮮與殖民台灣的一個最大區別,是日本留下了朝鮮李氏王朝最後一任國王,大韓帝國開國皇帝高宗的血脈,並且把他們併入日本皇室,做為「內鮮同祖」的象徵。高宗的第七個兒子英親王李垠,從10歲那年開始就被接到東京接受明治天皇的親自呵護,享有與日本皇族同等的待遇。李垠不只沒有抗日意識,而且還畢業自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29期,為朝鮮人參加日軍的表率。

同一時期在台灣,總督府也開始推展「皇民化運動」,向台灣人提出學習日語,改日本姓氏乃至於參拜天照大神的要求。漢語教育如同韓語教育一般,在30年代到40年代之間遭受空前的打壓。可台灣人對日本的認同,卻遠比不上朝鮮人,這首先就來自於日本人對兩個民族的差別待遇。當李垠在1941年被任命為第51師團中將師團長的同時,台灣人在日軍中還只能當軍伕或者軍屬而已。

其次則如同日本學者本田善彥所言,日據下的台灣人不像國土全面淪喪的朝鮮人那般毫無選擇,他們隨時可以回到唐山投入國軍或者共軍的對日作戰。日本從1938年起就在朝鮮半島實施「志願兵制度」,卻受到台灣人強烈的「祖國意識」阻擾,不敢在台灣如法炮製相同的政策。台灣人與日本人的積極合作,要等到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才正式展開。

「大東亞聖戰」的吸引力

如前所述,台灣人與朝鮮人都有屬於自己的民族主義,但是他們的民族主義都在日軍優勢兵力前被壓抑了下來。在暴力反抗日本人失敗,非暴力抗爭活動又被全面取締的情況下,他們的民族主義需要尋找新的發洩出口,這個出口不是殖民母國日本,不是日本正在侵略的中國,而是導致台灣還有朝鮮成為殖民地的真正「罪惡源頭」,即「西方帝國主義」。

看在選擇與日本合作的台灣、朝鮮民族主義者眼中,日本之所以變成帝國主義國家,走上軍國主義道路的原因是為了回應美國海軍培理(Matthew C. Perry)准將1853年對日本的「入侵」。日本推行「明治維新」,目的就是希望學習西方優秀的科技與憲政制度來帶領日本走入先進國家之林,結果日本卻把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那套給學回來,造成台灣人和朝鮮人的不幸。

《不平靜的半島:海洋與大陸勢力的五百年競逐》一書的首爾大學韓國學研究院的助理教授金時德,還有不久前過世的前台大哲學系教授王曉波都認為,日本是在美國駐廈門領事李仙德(Charles W. Le Gendre)慫恿下入侵台灣的。王曉波更認為,從牡丹社事件開始到對日抗戰為止一切中日兩國之間的矛盾都是經由美國挑撥離間產生。

根據王曉波的看法,如果美國不挑撥中日兩國開戰,那麼中日兩國必然將走上結盟之路。一旦中日聯盟形成,整個西太平洋就沒有美國立足的餘地,所以必須加以破壞之。相信類似的看法,也為太平洋戰爭爆發之際的許多台灣人和朝鮮人所接受。既然沒有辦法擺脫日本殖民統治,乾脆除掉導致殖民主義的「罪惡源頭」,在同屬黃種人的日本人領導下一起對抗歐美霸權。

也難怪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志願參加日軍的朝鮮人數從84,443人飆升到14萬4,743人,到1943年又增加到30萬3,394人。當日軍在1942年首度招募台灣人參加陸軍志願兵時,主動報名者高達42萬5,921人,比同時期朝鮮人的25萬4,273人還要多了將近兩倍。可見與西方國家的戰鬥,確實遠比對中國的侵略戰爭更加吸引台灣人和朝鮮人的參與。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高舉中日兩國國旗為日軍勝利歡呼的汪政權繼承者,他們的精神其實更為今日在台灣同時高舉五星紅旗與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幟的統派人士所繼承。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高舉中日兩國國旗為日軍勝利歡呼的汪政權繼承者,他們的精神其實更為今日在台灣同時高舉五星紅旗與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幟的統派人士所繼承。

帶有抵抗意識的合作

日軍在太平洋戰爭開戰之初取得的勝利,確實激勵了無數台灣人和朝鮮人的士氣,讓他們相信自己是在從白種人手中解放有色人種。軍國主義大師竹內好還加碼提出所謂「近代的超克」,指出由西方國家打造的人類「近代歷史」將為日本打造的「大東亞共榮圈」所取代。主導東亞秩序上千年之久的朝貢體系,將在西方人被驅逐出亞洲後強勢回歸。

金時德則認為,除了將西方人驅逐出亞洲的民族情緒外,台灣人與朝鮮人大量加入日軍的原因,還是在於他們無法預測到日本最終會有戰敗的一天。他在書中指出:「1942年新加坡淪陷時,不是預言家的多數朝鮮人與台灣人,似乎是感受到沒有可與日本對抗的國際勢力存在,才會判定獨立已經是現實中無法觸及的選項。」

出於這樣的認知,朝鮮人和台灣人透過主動參加日軍來提升自己與同胞的權力,至少擺脫次等公民的地位。傀儡國家滿洲國的成立,從一開始就打著「五族協和」旗號,目的就是要讓心底裡不認同日本,卻願意為「大東亞共榮圈」效力的朝鮮人成立的國家。滿洲國軍不只讓朝鮮人多了一個參軍選項,還讓他們滿足自己從軍報國夢想的同時,又不必擔心遭到其他同胞的鄙視。

此外還有許多人是希望經由加入日軍學習軍事知識,來為日後的獨立或者「回歸祖國」做準備。如前大韓民國總統朴正熙,就表示自己報名參加日軍以及滿洲國軍的原因,是為了向敵人學習軍事技能為獨立後的韓國所用。陸軍少年飛行兵出身的台籍飛行員劉樹發,就記得他在日本受訓時遇到幾個朝鮮同學,暗中不斷灌輸他朝鮮要獨立的想法,還勸他日後一定要推動台灣脫離日本。

朝鮮人這種暗中抵抗的情緒,事實上很難避免為日本人所知道。根據金時德的研究,日本人非常擔心朝鮮人學會如何運用武器,更不願意看到朝鮮人大量成為日軍將領,這將有損日本人的種族尊嚴。所以最後日本陸軍只允許20%的朝鮮人加入野戰部隊,剩下80%的人留守後方,甚至擔當戰俘營看守的任務,許多人因為虐待盟軍俘虜而成為B級或者C級戰犯,台籍日本兵的下場也十分類似。

從敵對到合流的左右兩派

有趣的是,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入侵東北的原因是要抵禦蘇聯,全面發動侵華戰爭則是為了反共。然而日軍發動的這場「大東亞戰爭」,最終卻反而促成中國共產黨、朝鮮勞動黨以及越南共產黨的上台,實在是歷史給我們開的一個大玩笑。然而許多信奉極右翼民族主義的台灣人和朝鮮人,卻因為共同的反西方價值,轉而與主張極左翼共產思想的台灣人跟朝鮮人走到了一起。

由於「大東亞戰爭」的理念本身就建立在「反帝國主義」的基礎上,且日本又在1941年3月與蘇聯簽署了中立條約,所以日本對待台灣及朝鮮的共產黨員其實也相當寬大。只要不公然反抗台灣或朝鮮總督府者,都能夠進入公家機關服務。比如曾參加高麗共產黨的呂運亨,就在被朝鮮總督府關押釋放後成為御用文人,在二戰時鼓吹朝鮮人參加日軍「報國」。

曾組織台灣農民組合運動的「祖國派」抗日份子簡吉,也擔任了高雄皇民奉公會的事務局長,許許多多往日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都開始與殖民者勾結起來。這可能是來自史達林的命令,卻也可能是亞洲共產主義者們在「反抗歐美」的大前提下,自發性的與日本合作。畢竟許多亞洲國家的民族主義運動,本來就是以共產主義的外貌來呈現。

「大東亞戰爭」的進展,讓台籍日本兵和朝鮮籍日本兵得以在中國與東南亞戰場上接觸到大量左派抵抗勢力,從而進一步讓他們向無產階級革命的道路靠攏。越南的越南革命同盟、菲律賓的菲律賓華僑抗日游擊支隊、馬來亞的馬來亞人民抗日軍還有香港的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等左派革命武裝,都大量與台籍日本兵接觸,影響了他們的思維。

當英美反攻東南亞,試圖清算虐待盟軍戰俘的台籍日軍時,往往也是這些左派游擊隊向台灣人伸出援手,讓他們知道「亞洲人的革命」並沒有隨著日本帝國的戰敗結束,反而才正要開始。台灣的光復,不只讓謝雪紅、蘇新、楊克煌等長年遭受日本警察監控的老台共得到解放,就連戰時依附日本的簡吉也重新回歸共產主義陣營,實現了真正的左右合流。

1961年5月16日,發動「五一六軍事政變」的朴正熙。(Wikipedia / Public Domain)
朴正熙表示當年報名參加日軍以及滿洲國軍的原因,是為了向敵人學習軍事技能為獨立後的韓國所用。圖為1961年5月16日,發動「五一六軍事政變」的朴正熙。(Wikipedia / Public Domain)

尚未結束的「大東亞戰爭」

二戰結束後,出現經濟動盪與社會蕭條的地方不是只有台灣而已,朝鮮半島與日本通通都一樣。台灣與南韓通通從原來日本殖民地搖身一變成為美國的勢力範圍,差別只在於台灣由盟國中華民國接收,南韓則將在駐韓美軍扶植下成為名叫大韓民國的新興獨立國家。然而對於許多台灣還有南韓知識份子而言,日本的戰敗確實沒有給自己的故鄉帶來解放。

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後,接受了陳儀的建議成立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仿效過去台灣總督府的架構繼續統治台灣,而非採納謝南光的意見成立賦予台灣人更高自治權的台灣省政府。此舉讓台灣人深感自己仍被祖國視為二等公民看待,從而對陳儀還有中央政府產生牴觸情緒,更別提部份政府接收人員還有國軍的腐敗行徑了。

至於南韓,過去在日本殖民時代吃香喝辣的「親日派」持續掌握資源。返回南韓的李承晚與金九口口聲聲要清算過去的「親日派」,卻還是仰賴過去日本殖民政府成立的軍警來維持社會秩序,甚至各自拉攏日軍或者滿洲國軍出身的將領來充當彼此爭權奪利的馬前卒。高級將領和軍官們逃脫制裁,替代他們遭受譴責的是底層的朝鮮籍日本兵,朝鮮人所期待的正義完全無法得到伸張。

走在1946年的台北或者漢城街道上,很容易感受到人們對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及駐朝鮮美國陸軍司令部軍政廳等機構的厭惡。然而台灣人與南韓人痛恨的對象,並不是只有在行政長官公署或軍政廳工作的外省人、本省人或者朝鮮人而已,還包括了背後的美國人。尤其是認定美國為一切「罪惡源頭」的台灣和朝鮮知識份子,更因此相信他們與「西方帝國主義」之間的「大東亞戰爭」尚未結束。

畢業自東京陸軍少年飛行兵學校第16期的王樹木,因為從日軍手中習得一手修飛機的技能,於戰後進入中華民國空軍服務,任職第3飛機製造廠台北辦事處。王樹木表示他最後決定與中華民國空軍分道揚鑣的原因,並不是因為國民黨腐敗或者他討厭外省人,而是因為他沒有辦法忍受中華民國空軍裡的長官給美國顧問敬禮的畫面。

從二二八到四三事件的距離

如果說太平洋戰爭的爆發,讓大量左派台灣人和朝鮮人精英轉變立場,支持日本的「大東亞戰爭」,那麼光復初期的台灣同樣出現戰時「親日派」投靠共產主義陣營的情景,完全稱得上是風水輪流轉。因為對於亞洲人,尤其是深受儒家文化影響的台灣人跟朝鮮人而言,法西斯主義或者共產主義都只是他們追求民族主義的一種手段而已。

所以李登輝與呂赫若等二戰時的「親日派」,都在日本投降後參加了中國共產黨,而且李登輝還在1947年1月2日走上街頭參加反美遊行,只為了聲援1946年12月24日疑似遭到美軍污辱的北京大學女學生沈崇。等到二二八事件爆發之後,對美國的仇恨也成為許多前台籍日本兵向國民政府還有外省軍民發起暴力攻擊的一個重要原因。

太平洋戰爭末期駕駛零式戰鬥機參加西子灣空戰的陳亮谷,則坦承他1947年3月2日當天在高雄攻擊了一位中華民國空軍軍官,只因為該名軍官看起來太像過去與他交手過的美軍F6F地獄貓戰鬥機飛行員。陳亮谷回憶:「我要發洩的對象就是他。他身高大概有178公分左右,讓我想起那高大的美國軍人,兩年前美國空軍是我的敵人。」

陳亮谷不是唯一一個因為痛恨美國人而走上反對中華民國之路的台灣人,另外一位陸軍航空隊出身的飛行員黃華昌,本來還想要前往佳木斯協助中共建設東北民主聯軍航空學校,後來卻因為偷渡失敗而遭到警方逮捕。黃華昌之所以要到東北協助建設解放軍空軍,據說就是為了要「建立不受列強欺侮的新中國」,顯見許多台籍日本兵在當時是把希望投射到中國共產黨身上的。

同樣在南韓,朴憲永指揮的南朝鮮勞動黨也有相當大的比例是由前日本或滿洲國軍人組成,只是他們過去在軍中的地位比那些戰後參加大韓民國軍隊的低上許多。比如組織濟州島人民解放軍,在1948年四三事件中率領共產黨武裝反抗政府軍的金達三,也是在1945年進入日軍服務後,才經由另外一位朝鮮籍日本兵姜夢溪引導投身共產主義運動。

「大東亞戰爭」終結詔書(四之一)。(維基百科)
「大東亞戰爭」終結詔書(四之一)。(維基百科)

「大東亞戰爭」的結束?

二二八事件到底是中日戰爭的延伸?還是國共內戰的一部份?事實上二二八事件也好,四三事件也罷,還有接下來的麗水-順天事件、韓戰、中南半島戰爭以及越戰,通通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加冷戰的複合體。許多不願意接受日本失敗的台灣人與朝鮮人,透過參加中國共產黨或朝鮮勞動黨的方式將「大東亞戰爭」繼續打下去。

另外還有一批日本人、台灣人和朝鮮人接受了日本帝國戰敗的事實,決定依附在美國、中華民國以及大韓民國等新的體系之下,協助自由世界壓制共產主義在亞洲的擴散。不過對於多數日本人,尤其是多數的日本軍人而言,在「大東亞戰爭」中輸給美國終究還是一件相當可恥之事,所以他們還是暗自為中共在大陸的勝利竊喜。

尤其是1950年到1953年的韓戰,中共軍隊在朝鮮半島與美軍打出了一個平手,更是讓舊日本的軍人感受到身為黃種人的與有榮焉。戰後日本右翼知識圈子裡,一直有聲音主張「大東亞戰爭」的結束之日是1975年4月30日,即45年前越南人民軍T-55戰車開入西貢,一統南越江山並將美軍從越南徹底驅逐出境的日子。

然而根據戰後日本右翼始祖林房雄的說法,承接大日本帝國「悲壯使命」的不是北越而是中共,且美軍從嚴格意義上來看也還沒有被徹底趕出亞洲,所以「大亞洲戰爭」其實直到現在都還沒有結束。今日中共政權不斷推廣的一帶一路,其實早在二戰初期就已經為日本所提出過,那就是成立一個以東京、莫斯科還有柏林為核心的「歐亞聯盟」。

當「歐亞聯盟」這個概念提出時,日本與德國都和蘇聯有互不侵犯條約,讓東京看到了一個三國結成大陸同盟對抗英美海洋同盟的可能性。雖然這個可能性最後因為希特勒入侵蘇聯而失敗,但今天的中共不完全是80年前的日本,擁有當年日本所想要征服,卻無法征服的廣大人口、土地與資源,讓中共可以在不發動戰爭的情況下,靠強大的經濟力量改寫全球秩序。

不一樣的對日態度

今天台灣的人,仿佛都中了李登輝當年設下的陷阱,簡單的用日據時代的「親日」概念來定義今天的「獨派」,再用「反日」的概念來定義今天的「統派」,實在是簡單粗糙到不行的二分法。李登輝之所以發表親日言論,未必是因為他真的肯定日本的殖民統治,而是因為他必須要在老一代外省人主導的中國國民黨內樹立一個新的歷史觀點來確保自己的政治地位。

就好像南韓的朴正熙總統,本身是滿洲國軍官出身,卻又在日本投降後加入南朝鮮勞動黨,接著又在南朝鮮勞動黨失敗後投效大韓民國國軍。同時擁有親日還有親共背景的他,上台當總統之後需要更強烈推廣抗日反共的意識形態,才能確保自己的統治地位不被動搖。那麼又是什麼原因,導致台灣人現在普遍看似「親日」,韓國人普遍看似「反日」呢?

因為台灣和南韓的戰後地位不一樣,台灣在戰後回歸了領導抗戰勝利的中華民國,南韓則在戰後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然而台灣與南韓又如前面所述,在戰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為親美反共的右翼威權政體所統治,於是兩個地區都出現了反對運動。南韓既然已經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就沒有所謂獨立與否的問題,無論是親政府還是反政府的南韓人,都認可國家過去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歷史。

南韓的右派與左派,都是以推動國家統一為終極目標,不可能對過往的殖民統治有任何正面敘述。更何況左派最常攻擊右翼保守派的一項理由,就是右翼保守派裡有太多人是過去日本時代的合作者了。台灣的情況卻完全不一樣,在戰後回歸了中華民國,而且反對運動中的左派又被撲滅殆盡,導致主張台灣分離主導了整個反對運動歷史的話語權。

為了與過往中華民國政府推動的國族教育劃清界線,許多獨派人士從為反對而反對的角度出發,開始美化過往日本佔據台灣的歷史。久而久之以後,人們就認為台灣人都很懷念日據時代。可就如同那些清算南韓右派為「親日派」的左派查詢歷史檔案之後,發現自己祖宗也都是「親日派」的歷史一樣,台灣人過去「抗日」還有「反日」的歷史很難被完全的「二分法」。

殊途同歸的「抗日派」與「親日派」

如果真的要把「親日派」打成「獨派」,「抗日派」打成「統派」,人們可能就很難理解為什麼辜振甫,一個當年打開台北城門歡迎日軍的親日商人辜顯榮之子會成為1949年來首度兩岸官方接觸的台灣代表。人們更很難想像,2014年「三一八學運」的精神領袖不是某一個台籍日本兵,而是奉延安之命潛入汪精衛政權從事情報工作的史明。

南韓的情況也一樣,許多人認為韓國人的抗日民族主義代表是金九,並指控後來的大韓民國總統李承晚重用殖民時代的「親日派」,刻意疏遠隨金九回國的韓國光復軍人馬。可歷史的真相,是過去隨金九在中國組織的韓國光復軍的李範奭和池青天等人都被李承晚招安,反而是以陸軍參謀蔡秉德為代表的一批前朝鮮日軍或者滿洲國軍將領,戰後還一度當過金九的追隨者。

一個人戰前是「親日」或者「反日」,並不能左右他戰後的政治判斷,更何況二戰時的日軍本身,到了戰後自己都分裂投效了彼此敵對的陣營,我們又怎麼能以一個台灣人1945年以前,甚至是該名台灣人的祖父輩1945年以前對日本殖民統治者的態度,來研判他今天的統獨立場?更何況戰前看似彼此對立的日本軍國主義與共產主義,到了戰後還一度出現殊途同歸的現象。

王曉波教授就是「中日聯盟」的提倡者,他除了無法接受日本武裝侵略中國並且屠殺中國老百姓這點之外,其他理論幾乎和發動九一八事變的石原莞爾一模一樣,但是絕對不會有人懷疑他統派大師的身份。更何況石原莞爾到1937年後還改變了立場,成為「不擴大主義」的主張者,還主張日本應該要為侵略一事向中國道歉,他們倆人已經完全沒有任何差異。

所以台灣人也好,朝鮮人也罷,當年選擇「抗日」或者「親日」都只是他們完成同樣一個目標的不同手段,那就是終結列強國家對自己民族的欺負。差別只在於前者比較痛恨日本,後者比較痛恨西方列強罷了。對於1945年以前選擇「抗日」和「親日」的台灣人而言,當今中國崛起的世界局勢想必也讓他們有殊途同歸之感,只因為當年的他們都還把唐山視為自己的祖國。

即將在12月上映的《光計畫》是一部關於1945年後臺灣的外交、國際關係與認同轉變的紀錄片。複雜的國際關係須從歷史脈絡逐一梳理與分析,或許我們將有機會在混沌的2020年底窺探臺灣未來道路的輪廓。

*作者為中美關係研究,軍事寫作者。本文應《光計畫》之邀約撰寫,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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