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紀的第二個十年走到一半，世界政治發生劇烈的變化。
從一九七○年代初期到二○○○年代中期，出現了山繆．杭亭頓（Samuel Huntington）所謂「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可歸類為選舉民主制的國家從原本的三十五個增至一百一十多個。在這段期間，自由民主成了世界許多政府的預設形式—至少志在民主，就算沒有落實。
與這種政治制度的變遷並轡而行的是各國的經濟愈益相互依賴，即我們所說的全球化。後者得到諸如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及後繼的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等自由經濟機制之強力支撐，輔以歐盟和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等區域性貿易協議。在這三十幾年間，國際貿易與投資的成長率超過全球GDP的成長率，而被公認為繁榮的最大驅動力。在一九七○年到二○○八年間，全球商品服務的產出增加三倍，成長幾乎擴及世界所有區域，而發展中國家赤貧人口占總人口的百分比，也從一九九三年的四二％降至二○一一年的17％。兒童在過五歲生日前夭折的比率，則從一九六○年的二二％，降至二○一六年的不到5％。
但這種自由主義的世界秩序並未造福每一個人。在世上許多國家，尤其是已發展國家中，不平等急遽惡化，致使許多成長的好處大多流向受過高等教育的菁英。既然成長與商品、金錢、人民從一地轉往另一地的數量增加息息相關，社會自然會出現大量顛覆性的轉變。在發展中國家，原本無電可用的村民突然發現自己住在大城市裡，看著電視，或透過隨處可見的手機上網。勞動市場適應新的情況，驅使數千萬人越過國際邊界，為自己和家人尋找更好的機會，或試圖逃離家鄉無法容忍的環境。中國、印度等國家冒出龐大的新中產階級，但他們所做的工作，取代了原本由已發展國家舊中產階級負責的工作。製造業不斷從歐美移往東亞和其他低勞動成本的區域。同一時間，在逐漸由服務主宰的新經濟體，女性正取代男性，而低技術工人正被聰明的機器取代。
世界秩序原本有股趨向愈漸自由開放的動能，這股動能從二○○○年代中期開始減弱，然後情勢逆轉。這時碰巧接連發生兩次金融危機：第一次是在二○○八年始於美國次級貸款市場，導致後續的經濟大衰退；第二次則是希臘無力還債而使歐元和歐盟面臨危機。在這兩個例子，菁英政策都造成巨大的經濟衰退、高失業率，以及全球數百萬普通勞工收入驟降。既然美國和歐盟是領頭羊，這些危機自然傷害了整個自由民主的聲譽。 （相關報導： 拜登離白宮僅一步之遙：川普緊急發動法律戰，喬治亞、賓夕法尼亞陷入激戰 ｜ 更多文章 ）
民主學者賴瑞．戴蒙將金融危機後的那幾年形容為「民主衰退」的幾年，幾乎全球各區域的民主政體總數，都從高峰下墜。幾個以中國和俄羅斯為首的獨裁國家則更有自信，也更跋扈了：中國開始宣傳「中國模式」，作為一條明顯不民主的發展和致富途徑；俄羅斯也趁機抨擊歐盟和美國自由主義的墮落。一些在一九九○年代看似成功的自由民主國家，都走回較專制的老路，包括匈牙利、土耳其、泰國、波蘭。二○一一年的阿拉伯之春固然瓦解了獨裁政府，但隨著利比亞、葉門、伊拉克、敘利亞陷入內戰，這個區域對於更民主的希望徹底破滅。引發九一一攻擊的恐怖主義浪潮並未被美國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擊退。那反倒突變為伊斯蘭國，儼然成為世界各地偏執、殘暴伊斯蘭主義者的指路明燈。跟伊斯蘭國的韌性同樣引人注目的是，有好多年輕的穆斯林放棄在中東其他地方和歐洲相對安全的生活，前往敘利亞替伊斯蘭國出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