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至少可溯至馬克思的悠久傳統，認為政治鬥爭是在反映經濟衝突：基本上就是爭奪能分得幾杯羹。這的確是二○一○年代故事的部分，即全球化造成眾多人口被世界各地的整體經濟成長拋在後頭。在二○○○年到二○一六年間，半數美國人覺得自己的實質收入沒有增加；一九七四年，國家總產出（national output）進了全美最富有一％口袋的比率只占GDP的9％，到二○○八年，已提高到二四％。
但物質性自利（material selfinterest）固然重要，人類也受其他事物刺激，而那些動機更能解釋目前發生的殊異事件。這或許可稱作怨恨的政治。在形形色色的案例中，政治領導人圍繞這樣的感覺來動員追隨者：這個群體的尊嚴遭到侮蔑、貶低或漠視。這份怨恨會刺激該群體要求公眾承認其尊嚴。受到屈辱、冀求恢復尊嚴的群體所承載的情緒重量，遠大於單單追求經濟利益的民眾。
因此，俄羅斯總統普丁談論了前蘇聯垮台的悲劇，以及一九九○年代歐洲和美國如何趁俄羅斯虛弱之際，率北約組織逼近俄國邊界。他鄙視西方政客的道德優越感，不希望看到俄羅斯被當成軟弱的區域成員（歐巴馬總統曾這麼說）對待，而要被視為強權。匈牙利總理奧班則在二○一七年指出，他在二○一○年重新掌權，就是象徵這個時候到了：「我們匈牙利人也決定想要收復我們的國家、想要取回我們的自尊、想要重獲我們的未來。」中國的習近平政府最後也談到中國受了「百年屈辱」，以及美國、日本和其他國家如何試圖阻止它重回前一千年享有的強國地位。當蓋達組織（alQaeda）創建者奧薩瑪．賓拉登十四歲時，他的母親發現他異常關注巴勒斯坦：「在沙烏地阿拉伯的家裡看電視的時候，淚水從臉頰滑落。」他對穆斯林備受羞辱的憤怒，後來得到許多年輕信徒呼應；他們自願赴敘利亞，為他們深信一直在世界各地遭到攻擊和壓迫的信仰出戰。他們希望在伊斯蘭國重建早期伊斯蘭文明的榮光。
對尊嚴受辱的怨恨，在民主國家也是一股強大的力量。佛格森（密蘇里州）、巴爾的摩、紐約等城市連續發生廣為宣傳的警察槍殺非裔美國人事件，使「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運動迅速湧現，希望外界注意看似漫不經心的警察暴力會使人民受到多大的傷害。在全美各地的大學校園和職場，性侵害和性騷擾被視為男性未真正平等看待女性的證據。先前未獲世人承認為顯著歧視對象的跨性別人士，也突然獲得關注。而許多把票投給川普的美國人都懷念過去社會地位較穩固的美好年代，希望透過自身行動「讓美國再次偉大」。雖然時空相隔遙遠，普丁支持者對西方菁英不可一世的感受，和美國鄉村選民的感受其實相當類似：後者覺得兩岸都市菁英及其媒體同路人，同樣忽視他們，無視他們的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