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天下雜誌說，當專業知識的生命週期愈來愈短，新技能不出5年就慘遭時局汰換，放眼國際，哈佛、東大等世界名校都已將通識學分提升至畢業門檻的三分之一，但是台灣只有七分之一。
張忠謀曾在多次公開演講裡描述，麻省理工學院學到的理工知識，隨科技發展逐漸跟不上時代，但他在哈佛那年所學的通識教育，就像作家海明威稱巴黎生活為一段「可帶走的盛宴」，影響他至今，因為哈佛大一向來不分系，鼓勵學生跨域探索興趣，科學與人文都必須學習，藉以培養學生的智慧與品格。
中華民國通識教育學會名譽理事長、台大特聘講座教授黃俊傑分析，「華人教育觀偏向功利主義，要學『有用的』東西，以便畢業可以馬上找到工作。」在教育學界，學者以工具化、商品化形容這樣的思維，導致通識教育易被輕忽。
其實通識教育主要在培養具有人文與科學素養的公民，缺一不可，從蘋果手機發明人賈伯斯的成就可知分明。蘋果的手機之所以那麼暢銷，就是它的設計很人性化，所以廣受歡迎，主因是賈伯斯在大學期間專注於課外的藝術與禪學。
2010年，作家龍應台與中研院院士朱經武在中山堂對談，題目定為「屈原是個科學家：人文與科學相遇」。兩人認為，人文和科學不應該是割裂、對立的領域。
兩人各自代表人文與科學提出基本問題。龍應台問：《道德經》的作者是誰？曹雪芹做了什麼？畢卡索是做什麼的？朱經武則反問龍應台：為什麼人不能把自己抱起來？為什麼樹底下的光影是圓的？詹姆士．華生（James Watson）是誰？
結果朱經武回答了龍所有的問題，但龍對朱的常識問題卻全數摃龜。龍應台問，一樣是各自領域的基本常識，為何科學對人文學者而言如此艱難。由此顯示，科學家可以比較容易了解藝術與文學，藝術家與文學家則不容易了解科學而成為「科盲」。然而像朱經武如此博學者畢竟是少數，大多數念理工者多半缺乏文學與藝術方面的知識，而成為「文盲」。
長久以來在台灣，學文學與藝術的之所以變成「科盲」，念理工者之所以成為「文盲」，究其因，乃長久以來，台灣教育為了遷就各人興趣，在高中時代文理組很早就分家。
換句話說，高中時期我們就缺乏通識教育，大學時再念通識教育，似乎有點晚，因為缺乏高中基礎通識教育，在大學想進一步了解科學或人文中較深奧的東西，顯然就比較困難。
我們國高中的人文與社會都是唸教科書，主要在記憶與考試。歐美國家則是讀文學與社會科學的原本，主要在思考與辯論。自然科學的教育也是如此，我們都重視理論教育與不斷的考試，歐美國家則是重視觀察，實驗，質疑與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