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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宇韶觀點:台灣何以陷入焦慮與對立的氛圍中

2017-04-27 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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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度過當下台灣政經發展的斷裂與陣痛期?政治人物的高度、知識分子的良知、媒體的客觀中立以及人民的理性似乎是最佳的藥方。(資料照,陳明仁攝)

如何度過當下台灣政經發展的斷裂與陣痛期?政治人物的高度、知識分子的良知、媒體的客觀中立以及人民的理性似乎是最佳的藥方。(資料照,陳明仁攝)

最近台灣的社會很不平靜,因為八田與一與蔣介石銅像斷頭事件已經刺激到藍綠群眾內心的歷史情結,再加上年金改革所產生的對抗,使得矛盾日益加溫上升中。

這意味台灣社會的社會衝突的性質,在藍綠政治鬥爭的基本結構中,已經由傳統統獨認同的議題,漸漸走向更為複雜的經濟社會與歷史情感的深層面向。太陽花學運與年金改革觸及了世代與階級矛盾,兩性平權則牽動了進步與保守勢力的敏感神經,而斷頭事件更是將省籍與歷史記憶以及前述的差異化予以放大,因此所引爆的能量絕對不容小覷。

焦慮與對立的氛圍似乎正在擴散與蔓延,這使得輿論與專家菁英莫不感到擔憂。如果續陷入仇恨意識當中,不僅將撕裂社會整體的和諧與互信,同時也將拖垮大眾對於未來永續發展的期望。然而,在這個劇烈的轉型過程中,哪些關鍵角色是必須負起責任?為何政治人物與知識份子彷彿失去功能或者刻意缺席?

20170419立法院.審查年改法案.監督年金改革行動聯盟動員抗議.(陳明仁攝)
太陽花學運與年金改革觸及了世代與階級矛盾。(資料照,陳明仁攝)
太陽花學運(圖/Brady Hsu@flickr)
太陽花學運與年金改革觸及了世代與階級矛盾。圖為太陽花學運。(圖/Brady Hsu@flickr)

由於政治人物擁有綿密的關係網絡與資源,在政黨政治的良性競爭與選票最大化下,本來應該尋求多元民意的支持。但從陳水扁、馬英九以來國民黨與民進黨為了鞏固自己的權力板塊,從而陷入某種意識形態與情緒性的政治鬥爭中,因此「藍者恆藍、綠者恆綠」的政治馬太效應引而產生。這種兩極對立的現象不僅反應在公共政策的審議,同時也反應在媒體的生態中,台灣市民社會的自主性與獨立性也日益喪失中,政治生活的日常好像只有藍綠兩種可能,別無選擇。諷刺的是,藍綠的政爭與政治失靈的後果,無意間迎來民粹政治的高峰,也造就了柯文哲效應與第三勢力的崛起,這象徵不少台灣民眾對菁英治理與代議政治的失望。然而這些政治現象,卻成了混亂與焦慮的觸媒。

2016年民進黨執政之後,藍綠惡鬥的惡性循環達到的了最高潮。執政的民進黨迫切推動一系列以「轉型正義為名」的改革,在包容同理心阙如下另存政治算計,使得藍營支持者始終存在政治清算的恐懼。另一方面,敗選國民黨在自顧無暇與與欠缺反省意識下,使得青年世代與綠營支持者視其為「保守的既得利益者」。兩者之間的鴻溝加劇且難以對話。其實,執政的民進黨再進行改革之際,應該展現更為開闊的胸襟與道德高度,不該犯下國民黨過去的覆轍,更何況權力與資源都在蔡英文的手上。其實,在轉型正義與和解共生未必衝突,南非的曼德拉與前總統戴克拉克做出了最佳的示範。

20170320總統府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府外即景.府外圍維安加強.來自高雄的保五幹員也上來輪班.(陳明仁攝)
執政的民進黨迫切推動一系列以「轉型正義為名」的改革,在包容同理心阙如下另存政治算計,使得藍營支持者始終存在政治清算的恐懼。(資料照,陳明仁攝)

由於政治與社會對立含括了台灣整體且複雜的因素,因此如同一個巨大的磁場將各類的資源捲入其中,這使得知識份子的角色尤為尷尬。直言之,菁英應該扮演政治人物與民眾之間的「搭橋者」與「中介溝通者」,一方面將民意訴求轉換成合理的政策論述傳達給權力者,另一方面則將政治人物的價值理念化為具體的政治實踐。然而,在對抗的氛圍中知識分子或者成為政客的傳聲筒與御用學者,或者選擇作為沈默的缺席者,這種市儈或是虛無的態度使得菁英的功能大幅萎縮,在面對民粹的浪潮中顯得如此渺小、無力。

如何度過當下台灣政經發展的斷裂與陣痛期?政治人物的高度、知識分子的良知、媒體的客觀中立以及人民的理性似乎是最佳的藥方,然而,這些主客觀的條件並不充分。

*作者為兩岸政策協會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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