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甘願的電影史》不打悲情牌或喜鬧牌，因為台語電影不只是印證台灣主體性的工具，也不是在國語電影視角下被凝視的客體。作者在書中不時評析台語片兼具本土特色與現代主義的美學基礎，這是我們在21世紀必須重訪台語片的重要原因。
一九八九年，導演侯孝賢以電影《悲情城市》囊括國內外大獎。不過早在二十五年前（一九六四），導演林福地就拍出一部同名的台語電影，當時的《民聲日報》以「賣座打破最高紀錄」報導。而林福地正是八四年拍出電視劇《星星知我心》的導演。
為什麼我們對六四年的《悲情城市》鮮少紀錄甚至毫無記憶？《毋甘願的電影史》作者蘇致亨以兩部同名電影的「差別待遇」開場，台灣在五○、六○年代曾平均每年發行超過百部台語電影，有別於過往論者將台語片於七○年衰亡歸因於政治因素或市場機制，他特別提出物質技術的影響──無法轉型使用彩色底片，成為壓垮台語片的最後一根稻草。
三一八占領國會運動之後，社會再度吹起一股本土思潮，「檢討國民黨」與「台灣價值」成為政治正確。轉型正義固然有其必要，但絕對不只是一套對立於「國民黨」或等於「台灣認同」的論述。本書雖為長期不受矚目、被認為不入流的台語電影翻案，但不只將之視為講國語運動的犧牲品。
我們在書中仍能看到，白色恐怖年代下的教育部影輔會、台灣省議會等單位仍有為台語電影發聲的空間；同時，作者並沒有「政治歸政治，電影歸電影」地輕放國民黨文工會、教育部文化局與行政院新聞局等黨國體制介入台語電影徵稅、外銷與彩色底片使用的黑歷史。
文化史也是政治史。作者極具巧思地借用相關作品的書名為小標，例如「電影視角的終戰那一天」、「天猶未光：二二八前夕的台語戲劇」與「戲劇史視角的重構二二八」。沒有人是局外人，這些篇章補遺、回應了過往著作中未能提到的台灣影人與政治局勢的互動。
《毋甘願的電影史》不打悲情牌或喜鬧牌，因為台語電影不只是印證台灣主體性的工具，或是在國語電影視角下被凝視的客體。除了政治經濟學的敘事，作者在書中不時評析台語片兼具本土特色與現代主義的美學基礎，這也是我們在二十一世紀必須重訪台語片的重要原因。 （相關報導： 杜祖健專文：解東京地鐵沙林之毒，天皇授與「旭日中綬章」 ｜ 更多文章 ）
毋甘願的電影史作者：蘇致亨出版：春山出版，2019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