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新聞》台語電影是怎麼死的

2020-03-21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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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在五○、六○年代曾平均每年發行超過百部台語電影。(新新聞資料照)

台灣在五○、六○年代曾平均每年發行超過百部台語電影。(新新聞資料照)

《毋甘願的電影史》不打悲情牌或喜鬧牌,因為台語電影不只是印證台灣主體性的工具,也不是在國語電影視角下被凝視的客體。作者在書中不時評析台語片兼具本土特色與現代主義的美學基礎,這是我們在21世紀必須重訪台語片的重要原因。

一九八九年,導演侯孝賢以電影《悲情城市》囊括國內外大獎。不過早在二十五年前(一九六四),導演林福地就拍出一部同名的台語電影,當時的《民聲日報》以「賣座打破最高紀錄」報導。而林福地正是八四年拍出電視劇《星星知我心》的導演。

為什麼我們對六四年的《悲情城市》鮮少紀錄甚至毫無記憶?《毋甘願的電影史》作者蘇致亨以兩部同名電影的「差別待遇」開場,台灣在五○、六○年代曾平均每年發行超過百部台語電影,有別於過往論者將台語片於七○年衰亡歸因於政治因素或市場機制,他特別提出物質技術的影響──無法轉型使用彩色底片,成為壓垮台語片的最後一根稻草。

三一八占領國會運動之後,社會再度吹起一股本土思潮,「檢討國民黨」與「台灣價值」成為政治正確。轉型正義固然有其必要,但絕對不只是一套對立於「國民黨」或等於「台灣認同」的論述。本書雖為長期不受矚目、被認為不入流的台語電影翻案,但不只將之視為講國語運動的犧牲品。

我們在書中仍能看到,白色恐怖年代下的教育部影輔會、台灣省議會等單位仍有為台語電影發聲的空間;同時,作者並沒有「政治歸政治,電影歸電影」地輕放國民黨文工會、教育部文化局與行政院新聞局等黨國體制介入台語電影徵稅、外銷與彩色底片使用的黑歷史。

文化史也是政治史。作者極具巧思地借用相關作品的書名為小標,例如「電影視角的終戰那一天」、「天猶未光:二二八前夕的台語戲劇」與「戲劇史視角的重構二二八」。沒有人是局外人,這些篇章補遺、回應了過往著作中未能提到的台灣影人與政治局勢的互動。

《毋甘願的電影史》不打悲情牌或喜鬧牌,因為台語電影不只是印證台灣主體性的工具,或是在國語電影視角下被凝視的客體。除了政治經濟學的敘事,作者在書中不時評析台語片兼具本土特色與現代主義的美學基礎,這也是我們在二十一世紀必須重訪台語片的重要原因。

《毋甘願的電影史》藉由重寫台語電影史,也重建對台灣戰後文化史的認識。(春山出版提供)
《毋甘願的電影史》藉由重寫台語電影史,也重建對台灣戰後文化史的認識。(春山出版提供)

毋甘願的電影史
作者:蘇致亨
出版:春山出版,2019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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