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投書：美中AI科技戰與全球治理─台灣《人工智慧基本法》如何築起民主第一線安全標準？

隨著人工智慧（AI）技術從產業工具升級為地緣政治的核心博弈點，全球正在加速形成兩套截然不同的 AI 治理體系：一套是以歐盟《AI 法案》與美國行政命令為首、強調風險管控、透明度與人權價值的「民主治理模式」；另一套則是以中國為代表、強調國家控制、內容審查與威權監控的模式。面對《人工智慧基本法》的推動與落地，身處地緣政治與資訊戰第一線的台灣，亟需在立法框架中補齊「國安防衛」的最後一塊拼圖。本文剖析國際 AI 規範之戰略意涵，探討台灣如何在地緣政治中對接國際標準，打造兼具科技創新與國安韌性的「民主第一線 AI 治理標準」。

2024 年以來，全球 AI 治理邁入了法制化的爆發期。歐盟正式通過全球首部全面性法規《人工智慧法案》（EU AI Act），以「基於風險（Risk-based approach）」的核心邏輯，將 AI 應用劃分為不可接受的風險（如社會信用評分、無差別面部識別）、高風險（如關鍵基礎設施、醫療、執法）及低風險等等級，對高風險應用施以嚴格的透明度與合規要求。

與此同時，美國政府簽署《關於安全、可靠和值得信賴的人工智慧》行政命令（Executive Order 13107），一方面強化國家安全領域的 AI 漏洞檢測與雙重用途（Dual-use）基礎模型的申報機制，另一方面透過晶片出口管制與「小院高牆（Small Yard, High Fence）」戰略，封鎖高階算力流向威權國家。而聯合國亦通過首個關於 AI 的全球決議，強調保護個人資料與人權安全。

相較於民主陣營強調「負責任 AI（Responsible AI）」與「人權防護」，中國則頒布《生成式人工智慧服務管理暫行辦法》，強制要求 AI 產出的內容必須「體現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並建立嚴苛的演算法備案與內容審查機制。

這標誌著全球 AI 治理已不再只是技術標準的爭議，而是兩種文明價值與政治體系的對決。台灣位於美中對抗的最前線，在 AI 治理的制度選擇上，絕無退回中立的空間。

檢視歐美與聯合國的治理框架，對於正處於威權灰色地帶脅迫下的台灣而言，具備四大關鍵的國安戰略啟示：

1. 「高風險 AI」的國安認定與紅隊測試

歐盟《AI 法案》將用於電網、水利、通訊等關鍵基礎設施（CI）及國防執法的 AI 系統列為「高風險」。對台灣而言，敵對勢力極可能透過軟體供應鏈滲透，將帶有後門或偏誤的演算法植入台灣的公共基礎設施或防災調度系統中。因此，台灣在劃分風險等級時，必須將「影響國家安全與社會韌性之 AI 系統」提升至最高級別，並強制進行對抗性紅隊測試（Red Teaming）。

2. 水印（Watermarking）與溯源機制：反制生成式認知作戰 （相關報導： 翁仲和觀點：AI 開始替你做決定了，出事時該找誰？ ｜ 更多文章 ）

歐美規範均強調針對 AI 生成內容（Deepfake）進行「數位水印（Watermarking）」與 C2PA 內容來源驗證標準。這正是台灣抵禦敵對勢力認知作戰的核心武庫。當生成式影音與偽造新聞成為帶風向、引發社會恐慌的低成本工具時，法規層面若能建立標準化的「演算內容溯源機制」，將能大幅提升事實查證（Fact-Checking）與公眾認知防禦的效率。

3. 數據隱私與「去監控化」：民主防線的防護牆

歐盟嚴格禁止無差別的面部識別與社會信用評分機制。這一點對台灣至關重要：政府在利用 AI 大數據強化社會韌性、1999 民意分析或災情調度時，必須透過「去識別化（Anonymization）」與「零知識證明（Zero-Knowledge Proofs）」技術，確保國安 AI 不會異化為監控人民的工具，堅守民主與數位威權的本質區隔。

4. 供應鏈安全與「非紅演算法」驗證

美中科技戰的本質是供應鏈洗牌。美國對華晶片管制與 AI 模型申報要求提醒我們：AI 的安全性不僅包含硬體晶片（半導體），更包含軟體演算法與訓練數據。台灣必須確保政府與國防資安體系所採用的 AI 模型，完全剔除具有敵對背景的資料集與後門程式。

行政院推動之《人工智慧基本法》草案已確立「永續、自主、隱私、安全、透明、公平、問責」等七大基本原則，並由數位發展部推動風險分類框架。然而，從國家安全與地緣政治的視角審視，現有條文多偏向產業扶植與抽象倫理宣示，在「國安防禦與供應鏈資安」的落實機制上仍有優化空間。

為使台灣的 AI 治理法規能精準對接美歐民主陣營標準，本文提出三點具體建言：

1. 在《基本法》配套子法中增訂「國安與非紅供應鏈專條」

建議未來各部會訂定層級管理規範時，應明確規定：凡涉及國防、警政、國安、金融與關鍵基礎設施（CI）之 AI 系統，採購與導入時必須進行「國家安全風險評估」，並強制排除敵對勢力直接或間接控制之演算法、模型與數據庫，確保 AI 供應鏈之「非紅化」。

2. 由國家資安法人設立「民主第一線 AI 安全驗證中心」

參考美國 AI 安全研究所（US AISI）經驗，台灣應由數位發展部資安署或國家資通安全研究院（NISC）主導，設立獨立且具公信力的「AI 安全驗證機制」。針對國內公務體系與關鍵產業導入的 AI 模型，進行對抗性測試、後門檢測、繁簡語意區隔認證與 Deepfake 水印稽核，確保演算法在面對極端資訊戰時具備韌性。

3. 倡議並參與「民主陣營 AI 跨境安全協議」

台灣不應僅是國際規範的被動接受者，而應憑藉著半導體製造與軟硬體整合的優勢，主動參與自由民主陣營的國際 AI 治理對話。將台灣在第一線抵抗 AI 認知戰、假訊息與網路攻擊的實戰經驗，轉化為國際標準，與美、歐、日、澳等國建構「可信 AI 數據與技術共享聯盟」。

AI 技術的演進，既是國家治理能力躍升的契機，也是新型態國家安全威脅的源頭。當美中科技戰從晶片實體延燒至演算法與全球治理規範時，台灣的選擇不僅關乎產業競爭力，更關乎民主體制的生死存亡。

透過制定兼具國際接軌與國安防護的《人工智慧基本法》及配套機制，台灣不僅能為國內社會築起一道抵抗認知作戰與演算法滲透的數位長城，更能在全球 AI 治理的大棋局中，確立台灣作為「自由民主陣營不可或缺之 AI 可信夥伴」的戰略定位。這將是台灣在半導體矽盾之外，透過法律、倫理與演算法，為全球民主體系所立下的另一道堅固防線。 （相關報導： 翁仲和觀點：AI 開始替你做決定了，出事時該找誰？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公衛學者／國家韌性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