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投書：少子化下的高教治理，不能只看數字—從文化大學減招談起

中國文化大學116學年度因兩個學系的師資條件未符合教育部規定，遭調減日間學士班19個招生名額，且不得申請回復。這起事件看似只是招生名額的調整，卻也讓人思考：少子化持續衝擊高等教育，教育部現行的招生管理制度，究竟能否有效促進大學改善辦學品質？

依教育部訂定的《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大專校院必須符合相關師資與資源條件，未達規定者，主管機關得依相關規定調整招生名額。文化大學此次遭減招，直接原因是師資條件未符合規定，不能簡單歸因於少子化。

減招可以形成壓力，促使學校正視師資配置問題，但名額減少之後，師資是否補足、課程是否改善、學生受教權益是否獲得保障，才是判斷政策成效的關鍵。依法處分只是治理的一環，若只看減招數字，卻看不見後續改善情形，仍難以判斷制度是否真正發揮作用。

然而，大學招生名額的問題，並不只有師資是否達標。

113學年度大學分發入學曾發生招生名額未確實回流的爭議。教育部查出，文化大學、真理大學、佛光大學及大葉大學，未確實將繁星推薦、申請入學管道的缺額回流至分發入學。依教育部當時估算，文化大學未回流93個名額，四校均遭處置。此事影響分發入學缺額統計的準確性，也引發外界對考生升學權益及招生資訊透明度的疑慮。教育部並表示，將調減相關招生名額、扣減補助經費，並追究相關責任。

名額回流爭議與此次因師資條件未達標準而減招，性質雖然不同，卻都涉及大學如何運用招生名額，以及主管機關如何確保學校遵守規範。前者影響招生數字是否如實呈現，後者關係學校是否具備足夠的教學資源。招生名額如何計算與調整，並非單純的行政作業，也會影響考生的選擇、學校的招生規模，以及社會對大學辦學狀況的判斷。

除了名額回流，教育部因應少子化所實施的寄存名額制度，也值得深入檢視。

教育部自103學年度起實施寄存名額制度，讓學校得以暫時寄存部分核定的招生名額，以保留調整招生規模的空間。然而，制度原意是協助學校因應生源變化，實際運作的結果，卻引發對註冊率能否真實反映招生情況的質疑。

《點教育》曾以〈教育部帶頭作虛弄假的招生率〉為題，批評寄存名額制度可能造成招生數字失真。該文指出，110至114學年度，大專校院累計寄存約3萬個名額，最後取回的只有592個，不到2%。

寄存名額會影響註冊率的計算基礎。當部分核定名額寄存後不列入當年度註冊率的分母，即使實際招生人數沒有增加，註冊率仍可能提高，卻不代表招生情況或辦學品質有所改善。當大量名額長期寄存、取回比例又極低，教育部就有必要檢視制度對註冊率的影響，確保公布的數字能真實反映學校的招生狀況。 （相關報導： 柳金財觀點：2026選舉能否回應台灣結構性困境？從政治動員到經濟成長、K型社會與少子化危機 ｜ 更多文章 ）

把師資審查、名額回流與寄存名額放在一起觀察，可以看出三者雖然處理不同問題，卻相互牽動。師資條件影響學校能否承擔教學責任；名額回流與寄存，影響招生數字如何呈現；招生資訊是否完整、可靠，又關係考生與家長能否掌握學校的實際情況。這些環節相互牽動，也使招生數字能否真實反映學校的辦學情況，成為高教治理不可忽略的問題。

如果招生數字不能充分反映實際情況，即使主管機關訂有師資標準、招生管制與追蹤評核制度，仍可能難以完整掌握學校所面臨的問題。因此，教育部的責任不應只停留在核定名額、訂定標準或執行減招，也應追蹤學校是否真正改善師資與教學品質，檢視寄存名額制度對註冊率的影響，並確保招生名額的回報與相關統計資訊清楚、透明，讓考生、家長及社會大眾能夠據以判斷。

少子化確實使大學面臨生源減少、招生壓力及轉型的挑戰。政府不必為所有學校維持原有規模，學校也需要有調整發展方向的空間。但制度的彈性不能取代辦學責任，行政上的數字調整，也不能成為忽略實際問題的理由。

文化大學此次遭調減的19個名額，或許不是最值得爭論的焦點。更為重要的是，這項處分能否促成實際改善；而從名額回流爭議到寄存名額制度的批評，也提醒我們，招生數字的變動未必能完整呈現高等教育真正面臨的問題。

少子化下的高教治理，不能只看減招多少名額，也不能只看公布的註冊率是否提高。

減招是處理問題的手段，不是政策成效的證明；帳面數字的改善，也不等於辦學品質的提升。教育部既然建立了招生管理與師資審查制度，就更應確保名額調整、資訊揭露與辦學品質改善相互連結，並提出可供檢驗的政策成果。

唯有當招生數字能夠反映實際情況，學校確實承擔辦學責任，主管機關也能提出可供檢驗的政策成果，高教治理才不會停留在名額的增減，而能真正回到保障學生受教權益、提升教育品質的目的。 （相關報導： 柳金財觀點：2026選舉能否回應台灣結構性困境？從政治動員到經濟成長、K型社會與少子化危機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大學退休行政人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