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宇碩教授是香港人民爭取行政長官和立法會議員雙普選的民主運動重要旗手。他是香港大學政治學系第一屆學生，第一位香港大學裡的香港人政治學教員，是香港政治學界的代表人物。
香港政治學本土第一人
因為身為香港人學者，較之外國學者熟悉校園外的在地社會，他受邀加入香港本地的議政團體香港觀察社，一度擔任主席，從而成為本地輿論界所歡迎並且倚重的評論家。如同盜火者普羅米修斯（Prometheus），將政治學理中的民主ＡＢＣ，以庶民的語言從此照亮香港殖民社會的人心。也因為他是一位華人學者，他成為改革開放後中國大陸政治學界與西方學術社群交流的重要橋樑，一方面把當代政治學的研究成果帶進中國大陸知識界與同道分享，同時他的中國研究著作也成為西方世界認識共產中國的窗口。
在香港人民爭取民主的關鍵時刻，他挺身而出，「雖千萬人，吾往矣」，投身民主運動而無役不予，無所不在，在課堂、在書桌前、在街頭、在沙龍、在飲宴間，也在攝影棚和播音室，隨時將學術理論付諸各種形式的啟蒙與實踐。
他在1977年於南澳大利亞弗蘭德斯大學（Flinders University）攻讀博士期間即已獲聘為香港中文大學政府與公共行政學系助理講師，從此開啟了他窮盡一生在香港的教學與研究工作，這一年中國大陸方結束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學才恢復招生。
1978年他以論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日本政策：1968-1974》（國家安全（立法條文）條例草案》為號召，迎來50萬香港人民上街抗爭的場面。鑒於民氣可用，民主陣營各黨派乃決議成立工作平臺民主動力，而推舉鄭教授為召集人，負責協調泛民主派在區議會與立法會的選舉，務求集中力量和有效配票對抗建制派政黨。他在泛民陣營中正式走出檯面，被喻為軍師。
2006年出任以新知識菁英階層為主要成員的公民黨秘書長。2010年香港民主黨就2012年雙普選問題與特區政府片面達成妥協，引起黨內外大震撼。2011年6月，鄭教授出任華人民主書院有限公司董事兼校長，這是香港泛民主派和公民社會連結臺灣和海外華人公民社會的平臺，而華民三位香港董事除鄭宇碩外，為民主黨主席何俊仁、社會民主連線主席陶君行，華民董事會乃因此而成為泛民派政黨的另一個非正式溝通平臺。
2013年3月，鄭教授出任真普選聯盟召集人，致力於協調泛民各黨派，提出共同的普選方案，爭取2017年後實現普選特首和立法會議員。另一方面，港大法律學院副教授戴耀廷、中大社會學系副教授陳健民、基督教浸信會牧師朱耀明也於同時共同發表〈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信念書，要以公民抗命方式展現民意，就雙普選問題，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和香港特區政府施壓。 （相關報導： 漢字不同簡繁有別─粵語在香港是身份的認同：《廣東話的世界》選摘（2） ｜ 更多文章 ）
2015年6月，鄭教授從城大退休，藏書悉數捐贈臺灣高雄文藻外語大學。退休後在陶君行旗下的香港網上電臺有限公司香港花生臺主持時事評論節目《碩破天驚》，也參加午夜現場播出的《笑看太平山》。2016年12月與陳健民、朱耀明等發起成立守護公義基金，為因佔中運動和雨傘革命遭到政府起訴的人們籌措訴訟費用。惟因感到體力與健康日日大不如前，先於2018年12月辭去華人民主書院董事與守護公義基金信託人職務，繼之於2019年辭去香港花生臺主持工作，僅維持在自由亞洲電臺《碩破天驚》節目。
2019年2月，香港政府提出《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法例（修訂）條例草案》送交立法會審議，這一修法，係因香港人在臺灣犯殺人罪而為臺灣要求引渡受審而起，用意在解決臺港間不存在的司法互助問題。惟特首林鄭月娥竟將單純臺港間問題複雜化，要繞道北京透過《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來處理；而其前提就是要先建立中港間的司法互助機制。在港府的規劃中，屬於在香港實施的全國性法律案件，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司法管轄權是可以凌駕於香港之上，而將案件及其被告移送至指定管轄的內地法院審理；此為媒體謂之「送中」。這就再次引爆了香港反送中的公民抗命，6月12、13日群眾與警察在立法會爆發衝突，立法院一度於7月1日遭到佔領，而上街遊行人數更達到歷史最高的200萬人；而終於迫使港府於9月撤回法案。11月，香港18區區議會選舉，泛民派在17區贏得多數席次。
香港人口750萬，等於有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人都上街參與反送中了。這證明了香港是一個反共島。日本投降時人口只有60萬的小島，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大量湧入難民和民國遺民，這些人都不願生活在中共統治之下，而寧願避秦於殖民地以求安身立命。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反送中運動中對香港徹底覺醒，他們已完全失去香港人心，於是橫下心來，於2020年6月30日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在未事先公布法案而諮詢香港立法會與各界意見的情況下，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突襲性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排除《基本法》第23條由香港特區自行立法的規定，決定全力鎮壓香港泛民力量，消滅公民社會和香港的高度自治。一夕之間，取消了原定9月將舉行的第7屆立法會選舉，將香港全面關進鐵幕。
2020年6月，鄭教授最後一次在自由亞洲電臺對香港公眾露面。《港版國安法》通過前後，他被迫流亡澳洲。鄭教授為香港政治學術和香港民主努力一輩子，最後竟不得不離開。和許許多多流亡海外的香港人一樣，他們不知何時才能回到故土。但我想，總有一天，他們會和不及或不願離去而繫獄的同志們，帶著香港的榮光，一起凱旋，在香港中環重逢，為香港的光復而流淚歡呼。 （相關報導： 漢字不同簡繁有別─粵語在香港是身份的認同：《廣東話的世界》選摘（2） ｜ 更多文章 ）
咫尺天涯，臺灣香港
鄭教授在2019年開始寫回憶錄，2023年1月先行在澳洲新南威爾斯（New South Wales）北瑞其門（North Richmond）出版了英文版Struggling for Democracy in Hong Kong: My Story。2026年2月21日，我和臺灣華人民主書院協會常務理事李酉潭、理事王苡儒，以及網路直播主八炯（溫子渝）應紐西蘭塔斯曼同盟（Tasman Union）邀請，前往紐西蘭奧克蘭（Auckland）威靈頓山（Mount Wellington）出席《守護民主自由．反制外國干涉》國際研討會（International Symposium Programme On Safeguarding Democratic and Freedom and Countering Foreign Interference）。我知道鄭教授住在奧克蘭，特別請塔斯曼同盟同仁幫忙邀請鄭教授出席研討會及其後的餐會，也利用機會與他敘舊。他鄉遇故人，恍若隔世。
鄭教授的頭髮上多了些星霜，憂國懷鄉的心情寫在臉上。他沒有公開發言，但他非常認真聆聽每一場演講。他碩士學位就是在紐西蘭威靈頓維多利亞大學（Victoria University of Wellington）取得，紐西蘭學界、政界和華人圈子許多人都認識他，也對他相當尊敬。在塔斯曼同盟的晚宴上，鄭教授把他回憶錄中文版《香港民主的崎嶇路——鄭宇碩回憶錄》在臺灣委託出版的任務交給了我，並請我寫序。3月3日僑務委員會委員長徐佳青（現已請辭卸任）隻身抵奧克蘭巡視僑務，特別邀請鄭教授出席她與塔斯曼同盟的私人晚宴。徐委員長的夫婿唐博偉（Bo Tedards）是亞洲公共文化協會現任理事，亞文協的前身即是香港華人民主書院的臺灣夥伴社團華人民主文化協會，所以徐委員長和鄭教授也算舊識。
就像大多數的香港人都是戰後中國大陸移民一樣，鄭教授也不是土生的香港人，他原籍中華人民共和國廣東省中山縣石岐鎭雍陌村，今屬中山市三鄉鎮。他出生於1949年11月，童年時隨父母於移居香港。很大的原因，在於他的曾祖父在清朝時遠渡美國夏威夷（Hawaii）鳳梨園工作，攢了積蓄，回國後買了土地，卻使他祖父因身為地主，而受到過共產黨土地革命的迫害，跪過玻璃。雍陌在清末出過一位大實業家和社會啟蒙家鄭觀應，著有《盛世危言》，鼓吹商戰和君主立憲，對戊戌維新變法和辛亥革命都發生過巨大的影響。鄭宇碩對後冷戰時期香港意識和民主自治戰略的形塑，同樣是從事香港研究不可能迴避的大山。
鄭教授並非出身於書香門第或翰墨世家，父親在香港和廣東珠江三角洲之間做小生意，外祖父經營香港房地產，因此家裡經濟能提供鄭教授最好的教育。他能進一般人不敢奢望的幼稚園和私立小學。他讀過九龍私立德明小學。這是海南特別行政區末代行政長官陳濟棠兒子陳樹桓創辦的學校，政治立場反共。鄭教授家族的政治認同，顯然是心向中華民國的，所以鄭教授自述，家裡訂的是反共的報紙《工商日報》和《星島晚報》。《工商日報》董事長是前中華民國駐聯合國軍事代表團團長何世禮，《星島晚報》則為立場反共的客家僑商胡文虎所創辦。
鄭教授童年時每見兩岸海空交戰新聞，看到國軍戰勝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是感到高興。為了增進英語能力，家裡再安排轉學到天主教喇沙小學。鄭教授天資聰穎又用功，在校成績優異，繼續升學喇沙書院，還能靠為同學補習和到喇沙夜中學兼課而賺取收入，補貼父親失業後的個人開銷和家用。鄭教授也從事大量的課外閱讀，他喜歡讀中文小說，如古典小說施耐庵《水滸傳》、羅貫中《三國演義》、蒲松齡《聊齋誌異》，當代小說如臺灣司馬中原、朱西甯的馬賊鬍匪男性化小說；瓊瑤、郭良蕙的女性化愛情小說，但他最愛看金庸的武俠小說。他每天看報紙副刊，必讀連載小說。香港自由的環境，使鄭教授在學生時代即擁有豐富和早熟的閱讀經驗，在無形中，成為滋長他的知識與人文修養最重要的土壤。 （相關報導： 漢字不同簡繁有別─粵語在香港是身份的認同：《廣東話的世界》選摘（2） ｜ 更多文章 ）
1971年大二時，鄭教授和港大同學女友黃燕婷共同參加了港大社會科學學會組織的臺灣參觀團，由臺灣中華民國政府安排接待26天。這是鄭教授第一次到訪臺灣。鄭教授在回憶錄中並未談到這次邀訪的背景。1970年美國準備將沖繩返還日本，釣魚臺列嶼被視為沖繩的一部分而計劃一併移交。釣魚臺為臺灣宜蘭漁民傳統漁場，日本政府在臺灣日據時代即將之劃屬臺灣總督府臺北州。中華人民共和國出面抨擊美國和日本的合謀，中華民國為了維護聯合國的中國代表權，則隱忍不作聲。於是由美國的臺灣和香港留學生首先串聯發起保衛釣魚臺運動。
1971年2月，香港教師、學生組成香港保釣行動委員會，並舉行第一場保釣示威遊行。香港在英國殖民統治下，大中華意識激越，保釣運動轉而成為反殖民運動而引來港英政府的鎮壓，臺灣則在中華民國的白色恐怖威權統治下，民間長期存在反威權要民主的不滿情緒。保釣運動具有愛國主義的政治正確性，中國國民黨不敢正面反對，只是私下設法疏通，沒想到百密一疏，是臺大的香港德明校友會於4月12日在臺灣開出第一槍，除了在校園張貼大字報和掛布條，還帶隊前往美國和日本駐中華民國大使館抗議，就此而帶起了臺灣的保釣學生運動。出生於香港的臺大法律學系學生馬英九就因此而投入了保釣，在臺灣警備總司令部被留下了秘密檔案。
保釣在臺灣成為民主運動的保護傘。10月25日聯合國第26屆大會通過《第2758號決議》驅逐蔣介石政權，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中國席次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國民黨政府呼籲臺灣人民「莊敬自強，處變不驚」，其應對變局的方式是開放中央級民意代表增額席次定期改選，由蔣經國領導展開革新保臺；而香港人民也開始反省殖民體制和社會不平等問題，在反殖民的國粹派學運之外形成社會派的路線，後者則成為香港本土公民民主意識的濫觴。鄭教授的學生時代還未意識到香港人在兩岸關係中的特殊角色，他是在成為大學教授之後，以他的政治學專業和孕育自中國文史閱讀而潛移默化形成的士大夫性格，使他成為香港民主再造中華運動路線的精神領袖人物之一。
我對於香港研究的興趣和熱情，則來自1994年我在臺大三民主義研究所博士班二年級時參與了法律學系王泰銓教授主持的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1997年香港法律地位之研究》。該計畫在第二年由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以《香港基本法》書名正式出版。這是臺灣第一本針對《香港基本法》草案進行研究的專書。我們在該書中對於《香港基本法》的批判，不幸在35年後言中。
簡而言之，《香港基本法》是人大立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31條設立特別行政區的法源並未明文保障香港作為特別行政區的特殊地位；人大隨時可以修法變動之，香港並不享有憲法保障的自治地位，香港終審法院也沒有對抗人大立法或釋法的權力。198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政府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雖然是中英間的國際條約，但對於違約情事並無制裁條款。一國兩制下的高度自治，是建立在鄧小平一人口頭承諾之上的海市蜃樓，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上的拘束力。所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發言人陸慷在2017年例行記者會上明白表示：「《中英聯合聲明》作為一個歷史文件，不具有任何現實意義。」 （相關報導： 漢字不同簡繁有別─粵語在香港是身份的認同：《廣東話的世界》選摘（2） ｜ 更多文章 ）
2012年11月。習近平就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次年3月當選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主席和國家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對於他的當選，時任臺南市長的賴清德，還呼籲他成為中國的民主先生，寄予厚望。但我的感受最為直接。2012年12月8-9日，北京清華大學法學院在深圳研究生院舉辦2012兩岸四地公法論壇，那一次還未出任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主任委員的邱太三也以亞洲大學財經法律學系教授身分去了，我則發表了論文〈未完成的憲法革命：民主進步黨執政時期的臺灣憲政改造運動〉，可能因此被廣東省深圳市國家安全局通報了國家安全部。
2013年12月15-19日是我最後一次進入中國大陸，出席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協同創新中心和廈門大學臺灣研究院主辦的《兩岸基層法治建設與社區發展》交流會，發表與中華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公共行政學碩士孫霖合寫的論文〈臺灣鄉鎮市調解與大陸人民調解之比較研究〉。該文2015年4月在《廈門大學法律評論》第25輯出版時題目被改為〈臺灣地區鄉鎮市調解與祖國大陸人民調解之比較研究〉。這一次的廈門之行，我帶了岳母和內人同行，她們還去了泉州，是我岳母此生唯一一次的中國大陸之行。
2014年3月18日，臺灣爆發為期24天的太陽花學運，黑色島國青年陣線學生組織佔領立法院議場，抗議立法院草率強制通過存查《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當時也有許多外國留學生遇到千載難逢的臺灣學運機會，也跟著進入議場或參加遊行湊熱鬧，當中也包括香港丶澳門和中國大陸留學生，對岸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以手機簡訊通知每一個陸生，不准參加臺灣學運。3月24日，又有學生和群眾佔領行政院，逼得行政院長江宜樺下令清場。當時我在臺大國家發展研究所兼課，學校下令學生事務處、軍訓室和學生會趕緊優先召喚外籍生退出現場，並開放徐州路社會科學院供學生就近避險休息；我即陪同社科院邱榮舉副院長在現場協調職員的工作部署和保護學生。太陽花學運一舉擋下了《服貿協議》，使臺灣社會開始冷靜思考經濟過度依賴中國大陸的風險。
5月，陶君行接任華民校長職務，鄭教授出任榮譽校長。5 月30日，鄭教授規劃，由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法國現代中國研究中心（French Centre for Research on Contemporary China）與香港城市大學共同主辦的六四25週年國際研討會在香港城市大學舉行。我受邀出席演講，未料前一晚在香港赤鱲角機場遭到留置，香港入境事務處官員明白告訴我是受到北京中央人民政府指示註銷和沒收我的臺灣居民來往大陸通行證的，還畫蛇添足地跟我說，不是香港政府決定的唷。我被禁止對外通訊，在機場留置室待了一晚，第二天一早由六個持長槍的白衣特種警察戒護我上飛機，在我進入空橋前才還我手機，我是最後一個上飛機的。我迅速地利用飛機起飛前的短暫時間，在空橋打簡訊給支聯會主席李卓人和鄭教授，我知道他們找我一夜，一早我又未出席開幕式，一定非常焦急。等到我回到臺北松山機場，我看到新聞，得知主辦單位召開了記者會，譴責北京干涉香港高度自治的粗暴作為，我的手機也塞爆了各國記者的來電。我的臺胞證被註銷，從此進不了中國大陸和香港。日後我明查暗訪的結果，確認是深圳國安舉報。危邦不入，我也算求仁得仁了。 （相關報導： 漢字不同簡繁有別─粵語在香港是身份的認同：《廣東話的世界》選摘（2） ｜ 更多文章 ）
習近平對該國涉臺機構訪問臺灣，就拜會對象堅壁清野地劃出一道紅線，無論是基於公義或私誼，不准脫團接觸臺灣獨立主義或反共產主義者，而我則被認定為臺獨份子，不能往來。測試對岸舊識和我的交情，就是看誰敢在半夜趁他們所有團員都入睡了，偷溜出來找我吃宵夜敘舊。北京、上海和廈門幾個我同輩的臺灣研究學者真有這個膽識，那是真的兄弟。
華人民主書院，建構全球華人公民社會的壯懷
我有幸親炙鄭教授的丰采，實源自在華人民主書院的互動合作。在此之前，我知道鄭教授，是來自1992年他與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謝慶奎合著的《當代中國政府》一書。那是認識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制度的重要學術著作。2000年我還在臺大三研所攻讀博士時在臺北唐山出版社看到《香港社會科學學報》販售，編排與裝幀皆十分用心而富於美感。我先代我在美國西雅圖（Seattle）華盛頓大學（University of Washington）攻讀人類學博士的小妹曾薰慧投稿；而後我也多次投稿甚至受邀審稿。
我的投稿純粹是興趣，我的期刊論文很多，早過了臺大畢業的資格要求，就是希望我的研究能為臺灣以外的中文世界所肯定；但也考慮到也許會因為研究成果的大量發表，而有助於畢業後的求職。結果我因多篇論文同時投稿臺灣、香港和中國大陸的學術期刊獲得刊登，而為《香港社會科學學報》指控一稿多投。鄭教授非常生氣，署名發函到立法院《立法院院聞月刊》、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全國律師月刊》、國立政治大學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中山人文社會科學期刊》和臺大三研所《中山學術論叢》提出糾正。我當時對於學術倫理沒有太多體會，以上幾個機構也沒見過有這麼誇張的博士生，所以在我道歉之後，事情就平息了下來。臺大三研所則以取消推薦我成為斐陶斐榮譽學會會員作為薄懲。
2008年5月，馬英九就任總統，國民黨重返執政，主張以「一個中國，各自表述」解決兩岸政治爭議，中華人民共和國雖然屢屢聲明該國立場是「一個中國，不予表述」而不接受可以「各自表述」，但事實上也暫時擱置了這一爭議。兩岸關係迅速升溫。2009年8月，前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副總指揮王丹應聘來臺於政大臺灣史研究所擔任客座助理教授，次年12月20日，與前行政院客家委員會主任委員羅文嘉共同成立兩岸民主與文化交流研究室，並且創辦了《公共知識分子》季刊。
兩岸民主與文化交流研究室思考的是建構兩岸公民社會的問題，再從中尋求兩岸政治和解的智慧。羅文嘉很快地再推前一步，他與1988年客家還我母語運動前輩《中國時報》前副社長胡鴻仁等人再於2011年創辦兩岸公評社和《兩岸公評網》，創建兩岸與香港澳門三地的言論平臺；羅文嘉親自打電話邀我參與寫作。兩岸關係中，香港自始即以第三方地位作為橋樑或緩衝地帶，我以前在財團法人臺灣智庫法政部的研究助理林啟驊東吳大學政治學系的博士論文研究《一國兩制下香港政治的變遷》，在香港蹲點期間獲得社會民主連線主席陶君行會計師很大的指導。陶君行託他帶口信來，說希望成立兩岸三地間的公民社會平臺，王丹向他推薦我在臺灣籌劃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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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雖然遭到鎮壓，六四的跨校合作、群眾關係和媒體宣傳經驗卻帶給臺灣1990年臺北三月野百合學運許多的啟發，國民黨政府刻意避免重蹈共產黨的覆轍，而因勢利導，決定拉開與中國大陸的距離，承諾終止動員戡亂，展開憲政改革與民主化。某種意義上，八九民運的慘烈犧牲，為臺灣鋪平了寧靜革命的道路。而香港人因無法阻擋主權移交，所以他們只有期待於民主回歸和再造中華；六四後支聯會年年在維多利亞公園舉辦燭光追悼晚會，不僅在紀念國殤，也在爭取香港的民主。陶君行找了鄭教授和香港民主黨主席何俊仁律師擔任香港董事，鄭教授以這一組織能為中國大陸的政治發展以及香港民主運動不同團體間的合作服務而心動。王丹則找了他北大的學長王軍濤和胡平擔任中國大陸海外董事，共襄盛舉。
我先為華民找了政大社會學系顧忠華教授擔任臺灣董事，他是臺灣智庫執行委員，我是諮詢委員，顧教授也是公民監督國會聯盟的創會理事長。我們再一起去邀請臺灣智庫創辦人董事林佳龍出任董事。林佳龍當時是民主進步黨籍立法委員，他是我臺大的政治學系博士班學長，我們大學時進行運動串聯時就認識了。他成立臺灣智庫後，安排我在博士畢業後去擔任法政部副主任。我在2006年離開臺灣智庫職務，改任諮詢委員。
林佳龍從政，處理中國議題相當謹慎，但我知道他非常關心而且有高度興趣。他在臺大政治系時曾出任大陸社長，他利用這個身分，在戒嚴時期可以自由進出政大國關中心圖書館閱讀特藏大陸圖書文獻。香港三位董事飛來臺北，與臺灣三位董事和王丹在臺北市農安街基泰之星大樓會客室商議這個平臺的相關事宜，依林佳龍的建議而命名為「華人民主書院」；王丹則擔任董事會主席，聘請時任香港城市大學講座教授的鄭教授出任校長。當初的規劃，就是見到北非茉莉花革命阿拉伯之春所展現出來網路傳播的力量，加以中國大陸開辦人民赴港澳自由行多年，現又要開放大陸學生來臺灣留學，我們希望能以華民為平臺，透過網路和實體短期課程、座談、參訪和互動交流，逐步打造跨越兩岸三地的公民社會。鄭教授有豐富的國際人脈，為華民邀請到了林培瑞（Perry Link）、白夏（Jean-Philippe Béja）、黎安友（Andrew J. Nathan）、趙永茂、吳國光等出任國際學術顧問。 （相關報導： 漢字不同簡繁有別─粵語在香港是身份的認同：《廣東話的世界》選摘（2） ｜ 更多文章 ）
華民在網路課程的實驗上算是失敗了，網路教學在8年後的2019年武漢新型冠狀病毒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爆發後才發展成熟起來；不過，在搭建全球華人公民社會的嘗試上仍可見到成果。透過董事會以及各種交流研討活動的舉辦，我們與受中共壓迫的人民與民族站在一起、相互關懷；也與各國公共知識份子和人權團體惺惺相惜，共同發聲，由此強化了反共價值同盟成員間的道義和感情。臺灣社會中的本土力量，許多人也從不干涉中國內政的消極偏安態度，轉而認識到中國民主化是臺灣的重大國家安全利益所繫，也使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和民主陣營國家認識到民主臺灣是演變中國和全球政治經濟戰略安全網的前線，防衛臺灣才能維護以聯合國為中心的普世價值體系和全球治理體制。
《港版國安法》通過後，華民已無法存續於香港。我從2017年接替王丹出任董事會主席，沒想到有一天要親自宣布解散。為了延續香港華民的精神和工作，我得到臺灣的夥伴團體亞文協的協助，將我擔任理事長的臺灣發展與文化交流協會在2020年10月改名為華人民主書院協會，這是一個純粹的臺灣社團法人，在法律上與香港華人民主書院有限公司沒有繼承關係。臺灣華民協會先天體質孱弱，沒有香港華民原有的在地社會和國際連結條件，經營相當辛苦。
2026年5月25日，外交部長林佳龍在立法院答詢時指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破壞《臺灣關係法》「和平解決爭議」這項基礎的情況下，臺美將會共同管理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脅迫。9月15日他在接受臺北流行廣播電台《POP撞新聞》節目主持人黃暐瀚專訪時，針對習近平與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John Trump）在美國的高峰會談，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試圖塑造「中美共管臺灣」的假象；但臺美關係是合夥人關係，兩國在第一島鏈、非紅供應鏈、民主價值鏈等領域有共同利益，臺灣支持美國穩定對中關係，並不是損害臺灣自身利益。惟林佳龍一時口誤，稱臺美要共同管理中國。三天後，陸委會副主委沈有忠補充說明，是共同管理中國風險。2023年12月臺灣華民協會由我和研究專員詹佳宜在《中華行政學報》第33期發表的專題研究〈中國劇變與臺灣對策〉一文，早已主張臺灣應倡議並參與由美國領導的國際共管中國民主轉型風險的規劃，這是臺灣執政者對臺灣國家安全和國家利益的責任，也是臺灣為全球守護東海、臺灣海峽到南海公海航道通行安全的責任，不能當作事不關己而置身事外。
不以成敗論英雄
2026年9月11日，香港高等法院原訟法庭以違反《港版國安法》第23條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將支聯會主席李卓人、副主席何俊仁、鄒幸彤三人處以重刑，原因是支聯會主張終結中共一黨專政。2021年12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佈的《中國的民主》白皮書，白紙黑字寫著：「中國既不是一黨專政，也不是多黨競爭、輪流執政，而是『共產黨領導、多黨派合作，共產黨執政、多黨派參政』。」中華人民共和國自認不是一黨專政，那麼支聯會提醒黨國不要走向一黨專政，怎成了煽動顛覆國家政權？香港高等法院用判決確認中共就是一黨專政，不就是一個亂判的叛亂罪判決嗎？香港的監牢裡，還有黎智英、戴耀廷、梁國雄、黃之鋒等等我們熟悉的名字，他們都是我們這個時代對抗極權的英雄。他們不單單屬於香港，他們屬於全人類，香港人的抵抗故事應當作為典範被世人所傳頌。
在香港歷史正在被改寫、塗抹的當下，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長篇小說《笑忘書》（The Book of Laughter and Forgetting）裡說的：「人類對抗權力的鬥爭，就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這場歷史性的文化霸權鬥爭正在發生。鄭教授用他的回憶錄，展開了另一場香港歷史記憶的保衛戰；而我們臺灣人的責任，就是守護住臺灣的主權和民主，讓華人擁有一個自由的國度，可以想像黨國極權專政終結後的憲政中國。 （相關報導： 漢字不同簡繁有別─粵語在香港是身份的認同：《廣東話的世界》選摘（2）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法學博士，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客語與客家文化學分學程兼任副教授，華人民主書院協會常務理事，本文為《香港民主的崎嶇路——鄭宇碩回憶錄》序言，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