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香港與中國在語言方面的差異，漢字的不同這一點也不容忽視。香港使用繁體字，中國使用簡體字。例如，同樣「圖書館」一詞，在香港也是以繁體書寫，在大陸則寫作「图书馆」。
繁體字是與日本舊漢字相同的舊有傳統字體，簡體字則是把筆畫加以簡化而成的新字體，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不久頒布並開始使用的字體。
我們從小就學習漢字，所以幾乎不會特別意識到這一點，與只有二十六個字母的英語不同，漢字數量極為龐大，學習並掌握起來需要花費大量時間。例如，香港的研究者們向小學生推薦的常用詞彙有九千七百零六個，要掌握這些詞彙就需要記住多達三千一百七十一個漢字。日本在結束義務教育時，也只是要求學生掌握二千一百三十六個常用漢字。
為了提高識字率，漢字筆畫愈少就愈易於學習。日本在戰後也把舊漢字簡化，創造了新漢字。
然而，中國與日本簡化漢字的方式相當不同。例如，除了前面已提及的「圖書館」之外，還可以舉「廣東」一詞為例：
日本寫作「広東」，中國簡體字則寫作「广东」。與日語漢字相比，中國簡體字採取了相當大幅度的簡化方式。若把日語常用漢字與中國簡體字中的同一個字作比較，兩字的一致率大約只有六成左右。
反過來說，繁體字與日語常用漢字的一致程度反而更高，對日本人而言也更易於閱讀。此外，在日本相當於繁體字的舊漢字，仍保留於一些專有名詞之中，因此偶爾還有機會看到。
例如「國學院大學」中的「國」（国）與「學」（学），以及「讀賣新聞」中的「讀」（読）與「賣」（売）等字，都是舊漢字。不過需要注意的是，文字形式的差異，與語言本身的不同並無直接關係。
讓我們用日語的漢字來舉例。「広東語を楽しく体験的に学ぶ」（愉快地透過體驗學習廣東話），若用舊漢字寫出來就會變成「廣東語を樂しく體驗的に學ぶ」。② 雖然看起來會帶有戰前出版物那種古色古香的感覺，但讀音並不會改變，意思也不會改變。也就是說，語言本身仍然是相同的。
因此，即使所使用的文字不同，也可能存在語言本身相同的情況。
香港與廣州便是這樣的一個例子。香港使用繁體字，廣州使用簡體字，但兩地都說廣東話。香港的「圖書館」與廣州的「图书馆」，廣東話都讀作tou4 su1 gun2（トウスュークン）。
台灣是北京語獨占的狀態
再舉一個文字差異與語言差異並不連動的例子。隔著海峽的台灣情況又如何呢？
台灣在文字上使用的是與香港相同的繁體字，然而，語言上使用的卻是北京語（台灣稱「華語」）。
台灣如今雖然由華語占壓倒性的優勢，但並非從一開始就是如此。台灣的語言在歷史上是由各種語言層層疊疊地構成，相當複雜。（Austronesian）的諸語言，那是與馬來語、他加祿語（Tagalog）等屬於同一系統的語言。到了十七世紀前後，對岸中國福建、廣東一帶說閩南語、客家語（參見第五章）的漢族大規模移居台灣，帶來了大量「中文」。
其後，在甲午戰爭後長達五十年的日本殖民時代，統治者帶來了日語，並被當作教育語言廣泛使用。因此，台灣曾有許多受過日語教育、日語講得很流利的長者。
戰後，日本撤離台灣。隨後，在國共內戰中敗北、被逐出中國的蔣介石，率領中華民國政府遷至台灣，並將當時在中國已被定為「國語」的北京話植入台灣。因此，國語在短時間內迅速普及。如今，在一九六六年以後出生的人當中，已有超過九成以國語（今稱華語）作為家庭中的常用語言。另一方面，日本統治以前便在台灣使用的各種語言則逐漸式微，在年輕世代中，華語逐漸占據主導地位。
順帶一提，在華人占總人口四分之三的新加坡，原本早期華人移民說的是源自福建、廣東的各種方言，但在一九七九年，政府推動了一場名為「請說『華語』」的運動。所謂華語，在新加坡與馬來西亞是指北京語。結果同樣造成各種原有方言衰退，北京語獨占官方地位的局面。
如此看來便可明白：在中國、台灣、香港、新加坡這幾個主要的中文圈當中，仍以廣東話作為官方語言使用的香港，是相當特殊的。二、通往大本營之路
廣東話社會的誕生
香港之所以形成一個廣東話占優勢的社會，這究竟經歷了怎樣的歷史過程呢？
如序章所述，香港是一座移民城市。正如人們常說的，大多數香港人若往上追溯三代，都能找到來自中國大陸的祖先，也就是說，他們的父母或祖父母那一代，大多是從中國大陸移居到香港的。
在移居香港的人口當中，戰後，尤其是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後，猶如逃離般湧至香港的人數相當龐大。當中以來自香港相鄰的廣州周邊地區人士最多，但來自中國其他地區的人也不在少數。因此，戰後初期的香港，想必曾是一個各種方言並存的社會。然而其後，廣東話更準確地說是以廣州話為共同語言的狀態迅速推進。到了一九七一年，香港便形成了近九成人口習慣性地使用廣州話的社會，與今日的語言面貌大致相同。
這一方面正如前文一再提及的，是因為廣州話自古以來便是華南地區地位崇高的標準語。香港割讓給英國後，隨著大批來自廣州及其周邊地區人士的遷入，廣州話也傳入香港。在十九世紀末，廣州話已發展成為香港境內不同方言族群之間的共同語言，這些族群包括同屬廣東語系的各種方言人士，也包括客家語、閩南話等不同語系的人。
另一方面，則是因為在共產黨政權建立新中國後，香港與中國大陸之間逐漸形成了隔絕的狀態。事實上，香港殖民地政府開始限制中國大陸的居民越境進入香港，使香港與中國大陸實際上再也無法自由往來（不過此後來自中國的避難者仍持續大量湧入香港）。其後，在一九六○至七○年代間，香港經歷了由殖民地政府所推動的基礎建設，迎來了經濟發展。其結果是，在香港的人們逐漸與因大躍進政策失敗及文化大革命而全境凋敝的中國大陸劃清界線，並開始形成一種身分認同：認為自己是香港人，而非大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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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到了這個時期，在香港出生長大、並將香港視為家園的人，已超過總人口的一半。在這樣的情況下，人們將不同於代表中國大陸的北京話的另一種語言—廣東話，奉為這片新天地的語言，可說是極其自然的發展。
與此同時，香港與北京話也逐漸疏遠。從今日中國已崛起成為大國、國際影響力大增的情況回望，或許令人有恍如隔世之感；然而當時人們普遍認為，發展遠比香港落後的中國大陸所使用的北京話，是缺乏實際用途的語言。因此，在一九六○年代以後成長起來的香港人當中，有一個世代幾乎完全不會說北京話。這也是為什麼直到今天，香港能說北京話的人仍然只有五成多的原因。
筆者在一九九○年代中葉初次前往香港時，曾在香港中文大學校園裡用北京話向學生問路，記得當時對方雖然聽懂了我說的話，卻面露尷尬之色，用英語回答說自己不會說北京話。
廣東話社會得以形成並逐漸推廣普及，背後也有港英殖民政府的參與。自香港開埠以來，英國殖民政府在香港並未制定明確的語言政策，也沒有做過強制推行或禁止特定語言的事情。然而，政府對中國大陸政治活動蔓延至香港的情況卻是有所警惕。因此，當時政府透過支持以廣東話進行的學校教育，扶植廣東話媒體與廣播，以及對推廣北京話較不積極等方式，進行間接的介入。
＊作者飯田真紀，東京都立大學人文科學研究科教授。曾任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客席研究助理、北海道大學媒體與傳播研究院副教授。本文選自作者著作《廣東話的世界：全球超過八千萬人使用的另一種中文，不被同化、收編的獨特語言》（八旗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