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人不聽，就說給全世界的人聽：《中國，在世界中形成》選摘（1）

本書的成書契機，脫胎於我自二○二三年起錄製播出的 Podcast 節目「在世界中的中國」。曾有人問我，為何在學院工作之外還要為大眾講歷史。我開玩笑說，臺大學生對我的中國史課漸失興趣，我便說給全世界的人聽，中國史從不缺乏聽眾。

玩笑背後，是我的一段學術經歷。數年前，我得到臺灣大學中華文化講座的獎助，並以此設立「臺大中國史論壇」。此 Podcast 頻道即是該論壇的活動之一。作為一個純學術取向的節目，我自知它不會轟動，也不會成為網紅。但令我欣慰的是，它在海內外均獲得了一定且熱情的聽眾，讓我相信學院派的歷史教學也不是不受大眾歡迎。

在這樣的自信下，我將我為 Podcast 所寫的稿子改寫成此專書。畢竟我出身學院，本書仍是一本學術專書，所以我也花了很多時間對相關史實再加考訂。只是為方便閱讀與普及，我減少一些學術的套語，也沒有註腳。全書的內容當然都是我的主張，愚者千慮所得。但書中所提出的史實、觀點、立場與方法，多是我從前賢與時賢學者學習而來的，不能掠美。

我的學術生涯開始於上世紀八○年代。這四十多年來，中國史的發展日新月益，可以說是目前史學分科中最生機蓬勃者，且是最國際化的學問。我得利於這個龐大的學術界，我的想法若有新穎處，也只是中國史研究現況的反映。雖然學術研究的百花齊放與眾聲喧嘩，可說是學術的本質與常態，我也只能代表其中的一種意見，本書沒有要為史學爭論作出定論。

以《中國，在世界中形成》為書名，旨在於探討中國如何與其境外文化互動。自一九九○年代以來的近四十年間，隨著「中國再起」，中國史研究亦呈現多元精進之勢，其中的一項議題是對於二十世紀以來民族國家史觀的反省。歷史學用來證明本國的國族是自古即存在，其內容是探討此國族在歷史中的演變，中國史也是如此。可溯自一九○三年梁啟超倡議「新史學」。但這不是中國所特有的，近代西方學術中的歷史學都是如此，德國史如此，日本史如此，越南史如此，美國史也如此。

民族主義的對錯不是史學要評論的，近代以來各國建構其民族國家都有其歷史事實為根據。但即使近代以來的民族國家並不是全然虛構，也不能預設此現象是自古以來便是如此，或視為是一種自然而然的狀態。中國更因為有其豐富的史學傳統，更容易從史書中證成這種民族國家史觀。

我們在探索中國歷史時，往往如「瞎子摸象」。瞎子雖然只摸到實體的一部分，但因預先想像這是象，便以為摸到了象的一部分。然而，它之所以是象其實是先驗的預設。史學研究的進展往往不是靠新史觀，而是靠新史實。瞎子摸象若發現摸到的不是象，並非因為史觀改變，而是因更多事實出現，由量變到質變。等到一定的時機，才會發生所謂典範轉移，才讓人們重新設定這可能是一隻熊。 （相關報導： 阿布達比─窗外的火光：《戰火在窗前》選摘（1） ｜ 更多文章 ）

二十世紀以來的中國史研究亦然。歷史學者起初根據《史記》、《資治通鑑》建構中國歷史脈絡，自然認為中國作為一個國家與文明，具有兩大特徵。其一，是在獨立的空間中發展出來的。其二，是在時間中不斷傳承與延續的。由於中國是一個巨大的國家與文明體，現象極其複雜，若從上述觀點梳理，確實能看到許多理所當然的現象。過去學者的民族國家史觀也不是欺騙或造假，而是因為他們在此史觀下所看到的史料就是提供了這樣的證據，而且它們也可以建構歷史的表象。只是我們要進一步瞭解表象下的實象，必須依靠更多的歷史事實，這有賴於更多的史料，以及我們對於史料的進一步解讀。

慶幸的是，中國新史學的主流傳統是所謂的「史料學派」。加上二十世紀下半葉以來的考古成果，我們獲得了更多事實。正是這些新史實帶來的量變，最終引發了質變，改變了認識的典範。

在諸多對於中國史的新認識中，最重要的便是中國與世界的關係。特別是上世紀九○年代以後，DNA 研究被用於探索人類遷徙過程，讓我們得知中國大地上的「現代人」（Homo Sapiens）皆是從東非起源，再四面八方移入的。這徹底改變了我們的歷史圖像，例如挑戰了直到八○年代我們仍深信不疑的中華文明核心輻射說。

歷史是人創造出來的，所有的歷史都是人為的。學者過去相信歷史中國是一個民族國家，是因為有豐富的證據可以證明其「一體性」，這的確是明顯的事實。然而，這一體性的成因並非因這裡自古就有一個主體民族，而是在歷史長河中，地域社會不斷有外來者進入，並與既有者融合，進而誕生新的人群與文化。因此，每個地方都有其獨特的文化，而非過去所認為由核心地向外傳播而來。

這項認識也來自於多年來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歷史中國的一體性確實存在，但那是這塊大地上諸集團與諸地域相互作用的結果。文化載體是人，是移民帶來了文化交流與新政治團體的成立。因此，本書的研究重點將放在移民上。我要重新塑造的中國歷史像，就是移民的進進出出。歷史學接著要問的是，人群為何及如何從甲地移往乙地？這其中必然存在作為媒介的制度，用來鋪設關係網絡，以及各種中介者，包括官員、商人、宗教人士與暴力團體。

這樣的歷史認識並非是我發現的，我只是這股歷史潮流中一名較資深的研究者。因緣際會下，我有幸參加一些大型研究計畫，與優秀學者共同推動學術研究。我可以舉出兩種歷史學研究潮流：一是我親自參與的「東亞世界」研究，即從東亞史脈絡探索歷史。另一則是「中央歐亞史」的立場與觀點。這些學說的是非對錯並非我要評論的，我要說的是，它們都強調了文化交流的重要性。它們告訴我們，遠古以來中國所在的東亞與歐亞（非）大陸早就是一體，諸人群透過政治經濟網絡連結成一個系統。只不過，這個系統的質與量在歷史中不斷變化。

天下政體學說的提出

因此，歷史上的中國之所以為一體，並非因為住著同一個民族，而是複數且多元的人群透過特定制度整合為政治經濟單位。我們想知道的是這個制度是什麼。我認為是「天下制度」，這也是本書的重點。

從天下觀討論中國歷史是本書的核心主張。從天下的視角審視中國歷史，是近二十年學界共同的課題。約二十年前，我提出天下政體的說法，試圖以此解釋傳統中國的政體型態與人群結合的原理。雖長江後浪推前浪，我仍是此課題的先驅者，自認頗有心得。本書是我將這二十年來討論此課題的所得，以通論方式呈現。 （相關報導： 阿布達比─窗外的火光：《戰火在窗前》選摘（1） ｜ 更多文章 ）

我也藉此重新探究一個老問題：何為中國。這也是本書的核心問題。我希望跳脫二十世紀以來關於帝國或（民族）國家的辯論，從中國歷史自身發展出的概念，即天下，來討論歷史中國的國家型態。我特別重視兩個層面，即天下政體的宗教與經濟制度。亦即，本書試圖從制度結構的角度分析中國歷史。

限於篇幅，本書僅討論中國歷史的古代部分，即從新石器時代後期起，到第三世紀「漢天下」分裂結束。關於時代分期的學術討論與本書無關，古代一詞也只是方便用語。我要討論的是從約五千年前早期國家的成立，到四千年前夏商周三代的建立，再到西元前八世紀至三世紀大國並立的春秋戰國時期，最後是秦始皇的統一天下，以及其後五百年的「漢天下」（含三國與西晉）。

本書討論三千多年的中國史，內容肯定詳於我感興趣的部分，而略於我不感興趣的部分。這種選擇帶有我個人的主觀與偏見，即我認為從政治制度史角度看中國歷史，何者重要或不重要。作為一本專著，請容許我採取自己的觀點探討歷史。然而，我的觀點通常非一己之見，而是當前學術界研究成果的反映，我只是在各種學說中選擇了我認為正確的路徑。對於他人而言，這或許見仁見智。我相信聰明的讀者不會盲從我的一家之言。歷史學至廣至大，讀者應多方參考各種學說。學術不是信仰與單純理念，凡是不能經討論而被證誤的也是學術。諸議題當然可以再公開討論。若日後有新證據出現使我的學說不再成立，我也會心服口服、從善如流。 （相關報導： 阿布達比─窗外的火光：《戰火在窗前》選摘（1） ｜ 更多文章 ）

＊作者甘懷真，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現為臺灣大學歷史系特聘教授、臺灣大學文學院院長，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院長。本文選自作者新著《中國，在世界中形成：古代篇》（聯經出版）